Herland：The Silent Roar of Space
杨丽婷
Yang Liting
【关键词】吉尔曼；索亚；第三空间；女性乌托邦；小说
一、吉尔曼的空间寄托
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历史上惊鸿的一瞥，其和平繁盛之势曾令无数西方人为之自豪和向往，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安居乐业的生灵一如我国大唐雍容华贵之祥和势态。然而，光鲜亮丽的外表却遮盖不了无数女性痛心的哭泣和呻吟。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屈服于男性漫长且自以为是的强大权势的压迫之下，承受着千百年来她们的母亲同样承受的压抑痛苦却毫无办法，并且没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摆脱艰难的困境，整个社会基本是以男性为中心。吉尔曼指出：“历史本应是人类生活的记载，但在男权文化主宰的社会里，历史成了一部战争和征服史”。 她一再强调，历史（history）的字面解释就是男人的故事（his story），而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一直都活在男性主导的历史空间里。
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中，男性占据着权威性的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次要的地位，即使是在家庭等私人空间里，男性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是绝对服从和自我牺牲。广大的女性也只能如吉尔曼在《妇女和经济》中所说：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从深闺阴暗的间隙中呼吸一点外部的空气，她们努力地竖起耳朵，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出的一点点知识。女性被繁琐的家务所牵绊，直接为家庭服务，却一无所获，这是允许的，甚至是强制的，除此之外，若想越雷池一步则绝对不可。社会所有的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名望等都属于男性，一个女子要获得这一切，面前只有一条通道，即：接受那枚小小的戒指，嫁给男人。在这个感知的空间（也即索亚所说的第一空间）中，女性长年累月地承受着无处释放的传统压力。在核心文化观念中，值得向往与追求的美好事物及理想，都与男性及男性气质相联系，男性气质意味着创造和力量，独立和对事业的野心，而女性气质则意味着温柔和善以及孩子气的依附和柔弱，女性应该成为“家中的天使”，对丈夫崇拜、敬仰和无条件地依顺，然而这种可笑的被动却被荒唐地认为是女性的天性和女性本应该具备的美德。
如此卑微屈从的社会地位直接导致了女性话语的严重缺失， 正如吉尔曼在《黄色壁纸》中所述：“我一开口又闭嘴，因为他坐直身子，看着我，满眼严厉责难，我不敢再多说一句” ，其压抑与沉默一如空间被时间漫长的冷漠与忽视。克里斯特瓦在《妇女与时间》中，把时间分为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她认为线性时间是作为趋向未来的目的乃至终点的直线箭头的时间，是以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时间，实际上也是流向终点的最后审批的基督教的时间，“父亲”的时间。而与此相反的则是与自然界循环、万物生长规律相连的循环时间，这与女性特质相连。以此看来，线性时间与男性、循环时间与女性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而时间循环则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可见女性与空间莫过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是自然神秘的渊源，更是强大宿命的关怀。风过而竹无声，雁去而潭不留影，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中， 我们如同不见空间的踪影一样也很难听到承担一半社会责任的女性述说的声音，即使是有几声来自远方的呐喊，也很快如晨星划过了无声息，女性在男性话语和文化的压抑下，虽不断抗争，却也经历着不断失败的坎坷历程。苏珊·法鲁第曾在《反戈一击》中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妇女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 即美国主流社会一直在努力促使女性家庭化，她指出：伴随着每次女权运动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女性便被适时地要求“回家去”、“恢复女性气质”。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却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衰退，妇女参与经济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政治权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剥夺，最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关于传统女性气质及女性角色的观念。
尽管如此， 正如空间并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一样， 广大的女性也在不断跌倒的过程中，顽强前进。第一空间中的漫长沉默最终还是换来了第二空间的理想之花，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宣称，文学理所当然也是女性从事的事业；夏绿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无疑是对“家中温柔的天使”的鄙视与嘲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让女性“书写女性，因为女性从未被书写过”的警句曾让多少女性为之激奋和动容；吉尔曼在短篇小说《黄色壁纸》中对家中那只“幸运的小鹅”进行了寒彻毛骨的痛诉，在稍晚一些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她乡》中则直接为我们构建了一座女性主义的理想大厦。所有这些设想的理想人物、环境和社会等都在第二空间广袤而开放的土壤上生长和发展。吉尔曼同其他女性主义作家一样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仅由于性别的原因，在第一空间中便承受着这些毫无实际根由的枷锁，社会对男女性别不同且不公正的待遇， 使得她在第二空间的乐土上为我们构建了一座圣洁的乐土———《她乡》。
《她乡》与其说是一部作品，不如说是一种空间，一种作者投射其理想和寄托其情思的空间。法国著名的学者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谈到作家和作品空间的关系时曾说：
“往往，在谈到艺术家时人们会说，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手段，摆脱了生活的严峻。艺术家似避开了难以有所作为的世界，立足于他主宰的非现实的世界中。”“在作品中艺术家以主人姿态，我行我素，得以对他在社会中的失败有所补偿” 。当然这一非现实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止的空间，“在那里，在不在场的内部，一切都在诉说，一切回到里精神的领悟中，这领悟是敞开的和非静止的，而且是永恒运动的中心” 。作家在创作中暂时摆脱了现实空间（第一空间）而沉浸于作品的想象世界（第二空间），但这也并非说明他们无法面对现实的怯懦，恰恰相反，他们渴望这种无形想象空间中的万物能够奔向离他们最近最真实的客观实在，给现实以震撼和警醒，这也是他们无法推卸的社会责任。正如里尔克在一篇法文文章中所说：“如果不是造就不在场的，不可见物的语言，那么又怎么承担和拯救可见之物” ？ 吉尔曼便是通过《她乡》这部作品以女性的视角对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生育、环保等议题进行了重新建构，并以此检讨了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观，渴望打破不公正的“空间实践”，在第二空间的引导下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和谐、公正的第三空间。如此，现实社会（第一空间）———《她乡》（第二空间）———更为开放、公正和谐的未来社会（第三空间）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三元空间的逻辑图，女性在第一空间中所遭受的压抑和不公无法立即变更， 第二空间所展现的世界似乎也只是无法企及的海市蜃楼，因此第三空间理所应当地承载着广大女性主义者无尽的希望与寄托。她们深切地渴望现实即使有很多其他因素的介入也能够迎来一个更为开放和谐的第三空间。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走入吉尔曼的精神宝库《她乡》时，我们将再次看到空间“三元辩证”的立体呈现。
二、三元空间的树状呈现
《她乡》是吉尔曼于1915 年出版的一部有关女性乌托邦的讽刺性寓言。故事借由三名男性：社会学家范、医生兼植物学家杰夫、地理学家泰利，代表社会既成的偏见，在一次探险活动中“误入莲花深处”，出人意料地闯入了她乡社会。他们在她乡先是被“囚禁”，试图逃脱不成之后，只好认命学习她乡的语言和文化。由三位智慧的女性作为他们的导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他们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她乡的语言并对她乡的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来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并被邀请为当地的女学生们传授外面世界的知识，因此结交了他们初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时邂逅的三位美丽少女，进而结婚。但是婚后他们所处的地位，就像故国的妇女一样，必须压抑自身的需求，调整自己去附庸在配偶之下，完全颠覆了一贯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最终泰利因“强暴”妻子艾黎蒙，被驱逐出境，范为了泰利的安全决定一起回国，而杰夫则自愿留在了她乡，为她乡的事业作进一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