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产法，但是政府作为银行的间接所有者，这种破产只是将公司的“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政府。
但是，鉴于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债务――股本比例将非常重要。韩国的教训就很深刻。只要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可以保证不动声色地“解决”金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韩国公司就仍能够在较高的债务――股本负债率的情况下运用。但是，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疏远时――这经常是作为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债务――股本比例虽然仍旧很高，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存在了。随后发生的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中国，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间接）贷款者，因此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例如通过债务――股权转换，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谈判。债务――股权的转换应尽早进行，而且就是负责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降低贷款的面值，并向负责重组的机构提供补贴。
现在回到最初讨论的两个主题。第一，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亚洲奇迹是真实的；其次，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进展都是继续向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将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成功。
过去2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包括物质、人力和知识资产。和不久前相比，中国富裕多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持下去。将来，只要这些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观经济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这些资产――加上由于持续的高储蓄率而积累的将来的资产――将为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从何而来呢？问题来自对未来收入的开支需求。在一个运行良好、税收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当支付的许诺超出支付的能力时，破产就会发生；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未来的支出需求来自两个方面：（－）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二）偿付银行存款。这两种支出需求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有关，经济环境的改变会使许多企业难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福刊，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后者又将影响银行偿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谁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已于事无补。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并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面提到的，与市场经济相比，道德风险问题在此时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早已了解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这在许多方面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重组并非把公家的钱放进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钱从政府的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这两点很重要，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盯着财务报表，幼稚地将中国和韩国相比。
从根本上讲，最后还是要由政府负责兑现国有银行或企业代其作出的承诺，或是修正这些承诺。要兑现这些承诺，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收入，必须从国家的收入中拨出足够的资金兑现对存款人的承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扩大收入来源。
政府所需的收入的数量取决于履行其承诺的资金缺口。原则上我们可以确定目前资金缺口的大小，但未来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种种许诺，则造成的额外负担将来只有通过增税来弥补。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这是一个权衡；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是谋求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在权衡利弊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继续向一些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应当成为明补，而不是强迫国有银行提供隐性补贴，从而影响银行向商业化经营的转变。明补将使政府不得不举债。举债是一种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将认识到将来必须增加收入来偿还因目前的决策所增加的债务。无论你承认与否，未来的负担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举债使其明确化将使未来的偿付容易得多。政府举债并不是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举债只是对政府义务的一种确认。这些政府义务过去隐含在对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担保之中。举债与否对一份完整而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才能发现真实情况，而缺少透明度将影响决策的清晰度。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全球利益，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体行为，诸如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体系，或防止全球变暖。以贸易体系为例。如前所述，金融体系的重组将引起对中国企业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将带来两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削弱对建立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国际支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如果采取保护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失去了国际的共同努力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参与支持这一体系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其次，中国自身也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支付的高价格超出了受保护的生产者享受到的好处。对国外竞争和投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从两方面得到促进发展的好处：国内企业将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从而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这些企业将能够更多地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
另一个国际参与的例子是关于环境的挑战。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解决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诸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温室气体累积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对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未来福利的现实威胁。我作为负责评价温室气体影响的科学证据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IPCC）的一名成员，确信温室气体积累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当然，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目前大气中已经积累的温室气体负责。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国的参与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就如何即有效又公平地解决这一全球性威胁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有许多国家受益，包括中国。当然，正由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论中国是否积极参与，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不仅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其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也将确保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得到重视。在减排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大约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次会议。他们正致力于设计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所讨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过渡到一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也许可以设计一套经济模型来确定均衡价格（假如输入模型的数据的准确度可靠的话，而我们中却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即使只做理论上的探讨，即使均衡价格已知，我们也看不清应该如何进行价格转轨。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际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能得到适当激励。
中国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均不亚于20年前，在当时，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目前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在旧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从过去有名无实的银行中建立真正的银行，从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业――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机构和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但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基础，中国的机构状况比以前更强，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挑战是艰巨的，但鉴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成就是基于中国的悠久传统，包括在这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学习的长期重视――我对中国以务实精神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说明提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