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康熙8岁继位，14岁亲理朝政，使他少年老成，智谋超群，创“康乾盛世”，永驻史册，为梁启超的这一断言提供了有力的诠释。
1．祖母培养，幼年封王
树不凿不成材，人不教不成器。伟人也例外，没有幼时良好的培养、教诲，就没有深远的思想抱负和令人惊赞的伟大成就。8岁登基的康熙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幼时受其祖母良好的教育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
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出生的，由于种种的清规，刚出生的康熙就过着与父母分离的孤独时光。日后玄烨回忆与生母的关系时曾十分感慨地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就在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在爱新觉罗·玄烨的启蒙之年，乳母、女佣和太监们成为他最早的启蒙老师；而在玄烨的成长中主要依恃的还是他祖母孝庄皇后的钟爱与教育。
孝庄皇太后是清初一位颇不平凡的女子，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她之所以非常喜欢玄烨，是因为她看出他具有许多做君主的优点，于是在玄烨刚刚学步能言时，孝庄皇太后就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地施教于他。凡玄烨的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有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意思是说他自开始学步时，就得到祖母的教育，吃饭、说话、动作都得按规矩来，以致养成了习惯，剩下一个人时也不坏规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教育，他才不断走向了成功之路。
在玄烨不到五岁时，孝庄就派侍女苏麻喇姑专门教他学习满语，玄烨八岁即位后，孝庄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呕心沥血地辅佐和培育他，玄烨十一岁时，其生母死去，孝庄就将他收养在慈宁宫，朝夕教诲。玄烨后来在回忆时说：“念朕甫八岁，世祖章皇帝即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又崩逝……仰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祖母太皇太后就不能有今日成就。
尽管玄烨聪慧大气，加上祖母对玄烨热心培养，寄以重大希望，但玄烨年轻的父亲顺治帝对他这位皇三子并不重视，有时甚至冷酷无情，原因在于顺治帝和佟妃的关系。顺治帝在婚姻观上追求纯真的爱情，而不考虑政治因素。凡他不爱的后妃，皆受冷遇。其实，顺治皇帝的心中所爱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十八岁的董鄂氏。
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召人后宫为妃，并以其“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左佐壶仪”，于当月二十二日“立为贤妃”，又于九月末晋封为皇贵妃。而此时，佟妃则越来越受到皇帝冷遇。顺治帝借口幼小的皇三子未曾出痘，令其与保姆别居于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那里后来改为喇嘛庙福佑寺。在立嗣问题上，顺治帝也与其母后意图相左。十四年十月，皇贵妃董鄂氏生皇四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据说即将指定他为未来的皇太子。但仅隔三个多月，此子便不幸早天。后来顺治帝追封这一尚未命名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完全以亲王规制为其建造陵寝，隆重祭奠，足可见其与董鄂氏感情之深。
皇四子之死，使董鄂妃忧伤过度，身体欠佳，未再生育。玄烨却在祖母的极力维护之下，处境逐渐好转。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在亲往悯忠寺参加亲信太监关良辅削发出家仪式后返宫途中就一病不起。后来发觉自己染上天花，已危在旦夕，不禁思虑万千、忧心忡忡，自己才二十四岁，膝下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究竟选谁来继任？又选谁来辅佐？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两个重大问题，对于幼帝是否能和平稳定地渡过辅政到亲政的交替时期，无疑是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关系着清朝统治的安危。
就在满州亲贵和皇太后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顺治也曾经有意在他的兄弟辈中挑选一个人来继承皇位，因为当时满族并没有一个父死子继的确定制度，不存在违制问题，更何况他的几个儿子太小，就年岁稍长的二子福全又才智平庸，不足以担当重任。在此情况下，具有政治远见的孝庄皇太后和几位亲王力主归皇子嗣位，而且还指名三子玄烨为侯选人，理由很简单：他才智出人，又出过天花，对这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将来可不致为此影响大清帝国的基业，顺治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但为了避免他自己即位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专政独断的局面，他临终前和皇太后一起特地制定了一套防范措施，废除皇室宗亲长辈代行摄政的做法，实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成员的四大臣辅政体制规定：凡涉及军国大事，四大臣议定后，必须奏请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裁决而行。就这样，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爱心觉罗·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恪遵遗诏，俯徇舆情”，即嗣皇帝大位。他亲御太和殿，升宝座，鸣钟鼓（因父丧未奏乐朝贺），文武百官行礼毕，颁诏大赦，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定顺治帝谥号日章皇帝，庙号世祖。
玄烨继承帝位，是满族君主的传统继位制与汉族嫡长子世袭制相结合的产物，是清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政体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也是顺治帝对满族继位制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这同玄烨取得祖母孝庄皇后的全力支持，自身的优势与机遇是分不开的。
2．好学上进，自幼养成
玄烨从五岁开始上学读书，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家法都很严厉，他们深深地明白，把皇子们培育成深通学问、明达治理的英才，直接关系着清朝宗庙社稷的兴亡。他们认为：“皇子年龄虽幼，而陶冶涵养的功夫，必自幼年开始学习。”
从皇子到皇帝，学习就师条件优越，身边有许多大学者，但康熙自幼至长，始终特别注意向平常人求教。这一做法是大有深意的。俗话说学业有专攻，大学者或者只不过长于某一门学问，或者只是因为其学问意义大些，而平常人各司一业，也必有独到之处。因此康熙经常向自己的侍从、太监、保姆求教。
玄烨不论读书、骑射，自小就特别认真，而且他又十分敏慧。他“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而且他还“凡事留意，纤悉无遗。”“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询之左右”，并经过自己“反复探索，必求心与理念，不使纤毫扦格，实觉义理悦心”，方肯罢休。《清实录》说他“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每至宵分”。而且康熙皇帝还善骑射，虚心求教，玄烨在晚年时曾回忆小时候跟一个叫默尔根的侍卫学骑马射箭，默尔根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凡是姿势、方法上有一点差错，就直言不讳地纠正，从不马虎，这些使得玄烨受益匪浅。默尔根的严格执教，深深地铭刻在玄烨的记忆里，康熙回忆说：“朕于骑射、哨鹿行围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适处，侍卫阿舒默尔根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
由于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使幼小的玄烨承受了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使他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这使得玄烨后来最怕针灸，形成条件反射，每闻药味即感头痛。当然，这种认真、严格的教育仍然是很有成效的。玄烨“自幼好读书”，“自幼嗜书法”，“自幼留心典籍”，“自幼喜欢稼穑”，“自幼未曾登墙”，“自幼不喜饮酒”，以及“自幼习射”而不看无聊书籍等。他对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等著述，早有所心受。
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成年之后，康熙曾深有感触地说：“教子必自幼严饰之始善。”
康熙从小就养成好读书、爱读书的习惯，终生也没有改变，这充实了康熙的闲暇时间，他自己说：朕自中龄，仍性耽学问，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且视事，讲臣执经，群工人奏，有闲则书册斡墨无他嗜好。经常是宫中图书满几案，月黄评阅有尺有寸，或赋诗、或作文、或临书法，以写其自得之趣。每日至此数时，不觉其日已夕。
3．四臣辅佐，旁听朝政
顺治帝在临终指定太子的同时，还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任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助幼帝，佐理政务。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这一遗诏，也标志了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权体制的形成，自此至康熙八年五月捉拿鳌拜废除辅臣止，共八年零五个月，史称“辅政时期”。
按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然而，如果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不仅太后无参政之机，皇帝的正当权益亦遭侵犯。因此，遗诏决定不用旧制，改由宗室诸王摄政为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政。四大臣惟恐变革旧制引起诸王不服，所以在遗诏奏知太后当众宣示之后，便立即对下五旗诸王贝勒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索尼等跪告诸王贝勒：“今主上遗诏，使我四人辅佐幼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岂敢应合？忙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这样，在顺治帝驾崩后仅七、八天，便确立了一个新的统治核心，其特点是：“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
假如按照旧制，摄政王权高位重，幼帝和太后都被排斥；而按照新制，辅政大臣则可以有效地防止诸王干政，保护皇权，并使太后能实际上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较之亲王摄政更适合太后辅助幼孙登基之需要。四大臣辅政体制，体现太皇太后、年幼皇帝和四大臣的集体统治。辅政时期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大多值得肯定，尤其辅政初期更是如此。其间的“革除内官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重设理藩院”、“停止圈地”、“修改《逃人法》”等，这些政策都缓和了汉族地主与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康熙亲政后，基本沿袭，并加以发展。
那时候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行皇帝政权，凡一切军政命令，均以“辅臣称旨”名义谕诸王贝勒大臣遵行。但真正把持政权的是孝庄皇太后，以前孝庄曾扶持顺帝渡过辅政时期，在朝廷诸王大臣中享有一定威望。玄烨即位之后，她就以太皇太后身份扶植皇孙。
众大臣劝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掌管皇权，太皇太后不愿，她甘愿辅助孙儿，让玄烨在实践中增长治理国家的才干。就这样，康熙一直在孝庄皇太后的直接教诲与勉励下治理国政。他即位不久，孝庄皇太后问玄烨有什么愿望，玄烨回答说：“惟愿天下平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孝庄皇太后则亲笔书写一条幅告诫康熙：“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予以一生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康熙的初愿与孝庄皇太后的为君“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的教诲，成为玄烨后来治国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这样，康熙八岁幼龄登位，以孝庄皇太后为中心，四异姓大臣为辅佐，在诸王贝勒的监督下，行使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权，康熙依恃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与培育，通过实践，逐步了解和熟悉国家的政务活动以及各类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为由辅政过渡到亲政积极创造条件。
4．少小克己，遇事理智
皇权至尊，天下敬仰；皇宫宝座，世人垂涎。常言道：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肩负国家社稷者必大巧大智之辈，八龄童玄烨作何放眼天下，治理国家？其初始理论谓：“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辞世于养心殿。顺治皇帝弥留之际，曾打算立“年龄较长”的次子福全（长子牛纽两岁夭亡），但因福全未出过天花，无免疫力，于是接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规劝，按母后意图，传位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遗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这时，有人据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孝庄皇太后一心辅佐皇孙，无意女皇，故断然拒绝。
“康熙”一词，满文之意是安定太平，表明清朝统治者在遭到人民长期抗击之后，渴望出现太平、安定之局面。当时虽然先后消灭了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及抗清农民军余部，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活跃在东南沿海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仍有相当势力。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入据台湾，不时骚扰大陆。此外，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亦有待于驱逐；漠西厄曾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也需进一步加强管理。总之，对于初建不久的大清帝国来说统一全国与保卫边疆的任务都相当繁重。另外，顺治年间侧重于镇压抗清斗争，军事征剿频繁，未能轻徭薄赋，察吏安民。在这种情势下，要实现太平安定之理想并非易事，新居帝位的康熙任重道远。
康熙帝即位后，于元年（1662）八月，尊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尊生母佟氏为皇太后。皇孙登上皇帝宝座后，太皇太后并未减轻自身负担。实际上从顺治帝病危，她就开始掌管起一切重大的朝政，如：顺治帝遗诏经她过目发布；四大臣辅佐体制经她同意确立；辅政时期这位太皇太后可直接发布谕旨，指导政务。
康熙帝即位第五天，她谕诸王公、贝勒、大学士、都统、尚书等文武官员说：“尔等思报朕子皇帝之恩，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则名垂万世矣。”不过，这种直接发布的手谕并不多见，她致力更多的是指导幼帝康熙，让他学会亲自执政，以此已为政，而并无意于揽权。在康熙刚继帝位的时候，她便告诫他说：“从来都说当皇帝难，众多的百姓对居于其上的皇帝寄予殷切的期望。所以皇帝必须深切领会“得众则得国”之道理，使之安乐富庶，国家之统治才能永远巩固。你要“宽裕仁慈，温良恭敬”，一言一行，时刻谨慎，以便承担起你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让我放心。”一次，孝庄太皇太后在众官面前，问康熙帝有何愿望，康熙帝毫不犹豫地答道：“惟愿天下平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众官听之，都很高兴，不由叹赞道：大概治国理家，天下太平，其王基大业已始于此。
幼年的康熙没有辜负祖母的期望，牢记她的教诲，时刻注重作风、习惯的修养。康熙二年，某大师于军前得一罕见的黄鹦鹉，想到康熙年龄尚小，为讨幼帝的欢喜，以黄金作笼，贡于京师。但出人意料的是康熙并未对此给予奖赏，而是“却其献，严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