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西藏加紧了分裂活动，怂恿并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搞“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正式变为他们的附庸。印度在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遗留的各种特权后，其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英国人)为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献策。英国频繁与美国密商西藏问题，派特务在拉萨和昌都等地搜集我情报等，而美国一些官员则叫嚷美国要担负起支持和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美国电台评论员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8月到西藏活动，一方面致信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助“西藏独立”，一方面致信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他们培训游击部队对付人民解放军人藏。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加紧了进行“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按照黎吉生的教唆，于1949年7月8日制造了罪恶的驱汉事件、还在英人直接帮助操纵下建立广播电台，以藏、汉、英语播放煽动“西藏独立”的言论，抵制解放军进藏。9月，西藏官员会议制定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文武策略；11月西藏“外交局”致电毛主席，提出请不要让解放军越境人藏的无理要求；几天后，当时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达扎摄政与黎吉生、托马斯密商后，确定西藏派“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与美、英、印的勾结日盛一日，紧锣密鼓地进行分裂活动，形势非常严重。
这种分裂中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人民的坚决反对。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桑吉悦西，在1949年9月9日发表“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其他一些藏族爱国人士也纷纷表态，十世班禅从青海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拥护解放西藏，被达扎摄政害死的爱国活佛热抓的进侍官员益西楚臣到西宁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
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热望，维护国家的统一，使西藏人民尽早享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感到“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论断，并于1950年1月2日毅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仍由西南局担负。西南局提出方案报经中央和毛泽东后，进藏任务就具体落在十八军(约近四万人)和云南、青海、新疆各几百人到上千人的进军队伍的肩上了。争取和平解放
中央和毛泽东下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了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现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特别是从西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就是在西藏当局将和谈大门关闭之后，解放军不得不举行昌都战役时，中央也没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服中指出：“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放(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解放昌都后，参战部队不但没前进，有的还后撤至甘孜、玉树一线。这都说明，我们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口号是真实的、有诚意的。
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一方面奴役压迫西藏人民，设机构，驻军队，建立通信设施，享受各种特权(如出口上税，进口不上税）；另一方面极尽欺骗，诱惑、收买、拉拢之能事，培植亲帝分裂势力，鼓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是反感的。虽然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搞“西藏独立”，但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当局内部有些人士也是主和的，西藏人民更是希望和平的；藏军虽有不少特点，但实力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因此，和平解放西藏不仅是最得人心的，而且是可能的。 中央在提出西藏当局派代表来谈判的同时，还准备了具体谈判条件。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拟定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四条。在此以前，青海省委也拟定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5月17日，中央电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肯定了西南局拟定的四条，并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根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美英帝国主义侵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有利于进军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度的争取和分化作用。”中央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速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款，报中央定。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5月27日报送了中央，中央于5月29日复电同意，毛泽东在第八条中增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字，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西藏上层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工作。
虽然这个十项条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成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政策和约法规章，同时也是向藏族各阶层宣传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向西藏派人劝和的主要依据，特别是成为一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基本依据和基础。
为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成为现实，在十大政策出台前后，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在1950年9月以前，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对西藏当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0年1月2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针对西藏代表的无理要求答复说，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并欢迎来京谈判。随后，我国驻印大使和使馆人员先后会见西藏代表，表明中央统一祖国的态度，阐明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其闹“西藏独立”的错误，两次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催促在印的西藏代表赴京谈判。8月2 l周恩来总理给印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虽然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复做工作，三番五次地对西藏当局提出劝告并将谈判日期延后，但西藏代表仍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甚至在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把解放军即将行动的问题直言不讳地告诉西藏代表后，他们还在拖延。
在中央直接向西藏当局进行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南局和西北局也大力开展劝和工作。2月1日，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在张竞成(藏族)等人去西藏，于5月初到拉萨，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和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以及带给达扎的口信交给有关方面。但张竞成于6月被迫离藏。接着西南局拟派志清(即密悟)法师赴藏劝和，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中央还提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亦应设法派去。3月底志清法师与贾题韬居士，行至金沙江畔岗托，被西藏当局阻拦，直到昌都战役后才成行。5月1日，青海省由当才(达赖的长兄)、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秘书为迟玉锐)准备进藏。5月3日，党中央电告西北局同意并指出：“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该团于7月中旬出发，至藏北黑河(今那曲)后，为西藏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到拉萨后夏日仓、先灵活佛被软禁，迟玉锐被押解山南。经斗争，1951年春迟玉锐等才被释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于1950年5月5日致电朱总司令，请求人藏劝和，开始朱总司令担心他的安全，想要他先到北京参加会议，但格达活佛考虑劝和事大，不顾安危，决心前往。后来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鼓励其前往。7月10日，格达活佛离开甘孜赴昌都，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喇嘛座谈会，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劝告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24日，他至昌都后被阻，既不能前去拉萨，又不能回甘孜，于8月22日被害死。
进藏先遗部队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一方面按中央指示做好与西藏当局派代表进行谈判的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被动地等待，而是尽可能主动地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做工作。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给西藏昌都总管拉鲁写信劝和，希望他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谈。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于8月底进抵远离拉萨的阿里改则地区后，立即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携带信件前来进行谈判。两位代表还通过李狄三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并表示要促使西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李狄三又与噶本写信协商，噶本保证协助解放军开展工作，并互赠礼品。
从中央到进藏前线部队，从北京到西康、青海新疆，从地方到军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对西藏当局的条件是很宽大的，但是除阿里噶本作出积极反应外，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听不进去。不是借故应付，就是大谈“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庙之间的关系)。西藏当局还认敌为友，做出阻拦、驱逐、软禁、害死来使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们为搞“西藏独立”不但蔑视中央，提出无理要求，顺从帝国主义旨意，顽固地与祖国对立；对疯狂地征召“民兵”，扩军备战，从外国进口武器，请外国人帮助训练军官，并调兵遣将，把重兵调至昌都地区，沿金沙江一线和昌都、类乌齐一带设防堵击解放军进藏。被迫以战求和
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结果时，为了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利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战求和，不得不被迫发动昌都战役。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西南军区命令十八军在云南一个步兵团和青海骑兵支队配合下“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那么，在宽广的西藏高原，解放军与很有特色的藏军作战，各方面情况又不熟悉，怎样才能取胜，就成了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西南军区都极为重视。当时从中央到十八军主要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基于对粮食供应的考虑，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在对中央军委报告中要求推迟进军时间，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6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军委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粮食”而提出的：8月23日日，毛泽东在同意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实计划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指一十二师和军直三个加强营、一个辐重团等部人数）由于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午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8月26日康藏公路通车甘孜，支援司令部准备的物资已开始不断地运抵甘孜。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9月22日被西南军区批准，但张国华仍不下达具体执行的命令，他在考虑如何携带和向昌都运输粮食问题，真至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甘孜一带访问当地的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牦牛帮助解放军运输粮食的承诺后才下达作战命令。这些足以证明各级领导对粮食的重视和粮食在作战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正像西南局、西南军区、二野在进藏初期提出过的“补给重于战斗”啊!
在作战方面，尽管藏军的帝国主义支持，有神权统治，有适应高原生活和熟悉当地情况等特点，但从总体说，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藏军根据他们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急夺藏东的经历，虽然也在玉树和藏康滇三角地带进行了部署，但防守重点是昌都及以东和东北方向。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区最担心的是怕敌人不同我们决战，或向黑河(现那曲)、拉萨撤退，我们包围不住他们，或分散同我们打游击，使我们被动起来。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十八军在9月l 1日的具体部署中就特别注意了如何彻底歼灭藏军，在兵力使用上用了士气旺盛、装备优良、数量三倍于藏军的人员；在兵力部署上将主力使用于北线，即甘孜、昌都、恩达至拉萨大道(含)和察难以北地区。在作战方式上，解放军沿金沙江一线证面与侧翼主攻、助攻、佯攻与外线大迂回及后期南线的拦截相结合，将藏军包围住，先一股一股吃，然后聚而歼之。战役的关键是要将藏军包围起来，大迂回部队赶到恩达就能包得住，包得住就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