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办公室
我获得一个准确的喜讯，我去年编的一本有关理论方面的书得了五个一工程里的一本好书奖。这本论马克思理论方面的书是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年教授所撰。这本书与我导师写的那本书简直如出一辙，也是在北京找了几家出版社，没一家出版社肯出，最后由我的导师推荐，教授把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稿子，觉得不错，就把稿子交给了总编。总编是个理论迷，认为世界的一切好书都是理论书，因为理论是智慧的结晶。所以他匆匆看了遍就说好，应该出。社里对这本书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出，说这是做赔本生意；一种意见是出，因为它是一本理论层次较高的书。持后一种意见的当然是我和总编，稿子是由我导师推荐，我约来的。至于赔本，又不是我出钱，也不是总编掏腰包，当然也不是另一个极力反对的杨副社长掏腰包。所以它出来了。
如果没有导师的那本试论什么什么垫底，这本书是肯定出不来的，因为试论什么什么获了奖，黎社长就寄希望于这本书，于是这本书才得以见天日。没想，它又为我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当然，就我知所，评奖的评委都是那位教授的朋友，即使不是朋友，也有神交，至少教授把他这本绝对没人掏钱买的书一一寄给了评委，并在扉页上写下了谦恭的话。而黎社长自己又亲自跑到北京活动，这是他认识其中三位评委，并请那些评委们一一吃饭喝酒。所以它中了头彩。喜讯传到我们社里，大家又喧哗起来，觉得张逊走狗屎运，今年评个编审毫无问题。如今这世界，是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世界，只有一个频道，那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所以尽管我编的这本书在黎社长的运作下又一次获奖，尽管一些编辑有嫉妒我之意，但还没达到眼红的地步。毕竟这本书并没为社里和我带来经济利益。
黎社长很高兴，在社里，我完全可以受到他的宠爱和庇护了。我正式成了他的宠臣。在黎社长方面，他很明确，要么这本书能为社里赚钱，要么这本书能获奖。而在黎社长眼里，获奖比赚钱更重要。赚了钱，他黎社长又拿不走，获了奖他却可以到处吹嘘。我获了两个奖，荣誉既是我个人的，又是社里的。书是Z出版社出的，而黎社长是Z出版社社长。
好好干，张逊。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好好干。我要你挑大梁。
我很高兴受到社长的赏识。在长沙，我还没一个人可以投靠。我等待着黎社长让我挑大梁。我想不出他将给我挑什么大梁。是当副主任还是干什么别的？我琢磨着他的话。
要是Z出版社的编辑都像你一样舍得干，工作就好做了。黎社长感叹说。
我也没干什么，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干什么，我的精力我连十分之一都没用，最多也就是用了百分之九。大家都不努力，你太努力了不是有点傻就是假积极。但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觉得我过于谦虚了。你是个老实和能干的人，黎社长说。昨天我还同杨社长说你的房子的事，我要他快点解决你的房子问题。
黎社长只差对我说我喜欢你了。社里这几年倒是出了一些赚钱的外国小说和历史小说，但获奖作品却没出几本，除了我编的这两本理论书拿了奖之外，就没有书拿奖了。黎社长觉得我是一个人才，有眼光，也就不难理解。但社里有些同事在背后议论，说我专门做赔本生意，试论什么什么至今还有一千册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社里拿它送这个领导送那个领导，但无论怎么送，还是送不完。试论什么什么摆在长沙市最大的袁家岭新华书店卖，摆了一年才卖掉二十一本。现在，我编的这本马克思论，看来又是一本亏本书。这有什么办法？现在的读者层次低，看理论书籍就打瞌睡。读者宁可读毫无思想深度的通俗小说，也不看理论书籍。这不能怪我，我也是帮人家的忙。人家当了教授，研究了－辈子，用毕生精力写了一本书，能出就尽量跟他出。我压根儿没考虑要为社里赚钱，别人说我是出亏本的书，我也用不着生气。如果这本书没获奖，不会有人在背后说什么，关键是它获奖了，舆论就来了。有人说荣誉的背后是毁誉，这是非常深刻的话，应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