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书的命运绝不是偶然。
在吉田松阴身首异处的同时，另一位年轻人来到了日本的都城江户。他的名字叫福泽谕吉。
在日本当时颇为有名的适适斋塾学习了三年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时年25岁的福泽谕吉取得了教师资格证，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塾师生涯。自认为兰学已经出师的福泽谕吉却在游历横滨时受到重大打击，这个已经开放的城市到处是福泽不认识的文字。这个敏感而好学的人即刻知道，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这一途而已。
不能不说福泽谕吉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他只能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书等，和一个朋友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半年后福泽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作为随从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吉田松阴未能如愿的想法现在落到了福泽头上。但第一次的游历似乎并没有带给福泽过多的变化，也许因为随从事务过多，也许因为他的英语还不过关。他从美国带回的只有一本厚厚韦伯斯特大词典。
但是这次出行给福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归来后的他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名正式翻译。而凭借韦伯词典，他竟然在家塾中教起了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促进了他的英文水准。
在福泽谕吉拼命自学英文、传授英文的同时，隔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创立了一个规模远大于福泽谕吉的英文学校，这就是同文馆。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帮助下，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滕担任首任总教习，其师资力量显然要远胜于福泽谕吉的小私塾，所开科目也远多于福泽的小学校，初设英文馆（相当于系），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化学等馆，俨然是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学校。
时间定格在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首个官办的外语人才学校与日本的私人的外语人才学校同时起步。
同年，福泽谕吉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机会。他自己后来写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决定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我也受命随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新奇的，一听到它的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的到处笔录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
更具对比性的一幕出现在福泽谕吉的回忆中，此番游历中他在伦敦偶遇三年前来此留学的中国人唐学埙，两人相谈甚欢。一次偶然谈到洋学教育的问题，福泽询问其时中国有几名洋学者，唐学埙估计只有十几人。福泽大吃一惊。唐又反问：贵国如何？福泽谕吉说，我们能懂英文的数以千计，能理解还能翻译教育别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泽谕吉从这一刻断定，清国气数已尽。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正版加上盗版，创下了25万册的销量。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这一年，60多岁的徐继畲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呕血之作《瀛寰志略》当做教科书在同文馆开始讲习。令人惋惜的是，这本应是20年前就已经畅销的一本书。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因长期连续供职于福建、两广之地，使之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鸦片战争的当口，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徐继畲兼任闽浙总督后开始得以和外国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国外的各种情报。
他是一个地理迷，毫无疑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这位山西人首先把自己的家乡考证了一翻，《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都是传统的舆地考证，他主修的《五台新志》中亦对当地地理面貌有详尽描述。
徐继畲在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带来的地图中发现了一个事实，中国并不处于地球的中央。大清帝国已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者以此称呼他的确不为过。徐在地理上终于走出中央帝国的传统概念。《瀛寰志略》因此与此时的另一本畅销书《海国图志》有了鲜明的分野，在《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魏源所谓的“海国”，仍环绕神州——“中国”之岛屿番国。
徐继畲则告诉我们，“瀛寰”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为亚细亚第一大，而非“瀛寰”最大。
正是因此，徐继畲不再把英国人称之为“英夷”，而呼之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后来的神光寺事件中，正是有了不同的认识，徐继畲不再主张强硬地驱赶来到此地的英国人，他认为普通的英国人入居福州城内，既无任何安全问题，也并未有使中国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当时的清议却是强烈反对洋人入城，由此而引发了诸多大臣的口诛笔伐，其中就有因禁烟而闻名天下的林则徐。
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诸多诘难。之后他的书一问世，自然非议纷纷。他的好友张穆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并且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遂而负谤至今”。
一个外来观察者史密斯则发现了徐继畲的与众不同，“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畲）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地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英国议会1854年增加爱尔兰梅诺思大学的财政援助金案，是英国政治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
但在国内《瀛寰志略》一出，“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徐继畲官也丢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去教书。当时声名卓著的曾国藩对徐继畲此书也有委婉的评价称“颇张大英夷”，说白了就是长英国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面子。
两本相似的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在两本书后面，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两个国家的命运。徐继畲回家坐冷板凳的时候，福泽谕吉则继续着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写了更多的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书。
1868年，徐继畲得到了一生最好的机会，他开始负责管理同文馆，他的《瀛寰志略》在迟到20年后终于成为了教科书。但2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