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舟就这样离开了我。
除了悲伤。
我一无所有。
赤橙黄绿让我混淆了颜色。
不知道该去选择什么。
寒假过后，我们来大三的第二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床厂进行为期一个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十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与我们并无过大的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被我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待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刚走出喷漆车间，就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若干辆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异常枯燥，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只好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就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真他妈懒！”杨阳凭借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肚子却成为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午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可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吗？”“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回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 ：“谢谢你，喊这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儿，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她们的长发风飞舞，高跟鞋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她们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加工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撰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就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写周记，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上交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
在天气逐渐热起来的时候，期末考试再次降临，我本想好好复习，争取全部通过，然而有一件事情不仅干扰了我的复习，还导致我一门功课缺考—周舟到了日子却没来月经。
我像农民兄弟盼望雨水从天而降般地盼望着经血尽快从周舟的腹中流出，然而苦苦等待了几天后，依然没有来临的迹象，我开始有些发毛，甚至想学农民兄弟的样子，给龙王爷烧炷香，让我如愿以偿。
钟风学的是医学，我也不在乎他的道行深浅，急于向他寻求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办法，钟风本着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在翻阅了三天三夜各种医学书籍后，跑来告诉我：“有可能是怀上了，要尽早去医院检查，越快越好。”
我问：“能不能不去医院，自己检查。”
钟风说：“可以，有一种试纸能够检测出来。”
我说：“哪里能搞到这种试纸？”
钟风说：“我们学校妇幼保健专业的实验室里就有，回头我帮你找几张。”
我急切地说：“别等回头了，现在就去，你不说越早查出来越好吗？”
钟风说：“行，我现在就去。”
晚上，钟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攥着一条试纸说：“搞到了。”
我拿过试纸看了看，问：“这东西怎么用，和ph试纸一样吗？”
钟风说：“差远了，ph试纸测的是酸碱度，这种试纸测的是阴阳性，阴性是一道线，说明没事儿，如果是两条线，那就是阳性，得去医院了。”
我说：“怎么听着这么复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钟风说：“你也甭管那么多了，你就记住了，一道线是小队长，没事儿，两道线是中队长，有事儿。”
“那要是三道线的大队长呢？”
钟风说：“扯淡，哪有三道线的，只能是你眼花了。”
“哦，我记住了，小队长没事儿，中队长有事儿。”
钟风说：“别记错了。”
我说：“知道了，噢，对了，是化验唾液吗？”
钟风瞪着眼睛说：“你丫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化验尿！”
“尿？”
“对，晨尿最佳，明天早上就可以化验。”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有一门考试，但已无暇顾及。我早早地起了床，拿着试纸去找周舟。
周舟在我来之前刚刚小便，现在内存不足，无法化验。我陪着周舟在食堂喝了一碗豆浆，她仍然没有感觉，我只好又买来两碗豆浆。
第二碗豆浆喝到一半的时候，周舟说 ：“豆浆没味儿，你去放点儿糖。”
我说：“将就喝吧，一会儿验出个糖尿病怎么办！”
周舟说白豆浆喝不下去，我又去给她买了一块酱豆腐。周舟喝了两口，又放下碗说：“喝不下去了。”
我看周舟的确为难，便端起碗，将剩下的豆浆一饮而尽。
喝完后我感觉腹胀，跑去厕所小便，在排泄的那一刻我想，如果化验我的尿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当然是一道线，如果是二道线的话，我的身体和试纸必有一个出了毛病。
周舟在喝完那碗豆浆后的半个小时终于想上厕所了，我们为了找到一个盛尿的器皿特意买来一可乐，倒掉液体，留下空纸，周舟拿着它走进厕所，我忧心忡忡地等候在门外。
一会儿，周舟洗过手出来，挽起我的手说：“走吧。”
没走几步，我突然意识到周舟的手里并没有拿着纸，我问：“尿呢？”
“哎呀！”周舟恍然大悟，“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没接。”
“那纸呢？”
“还在厕所里。”
尿是无论如何要化验的，我和周舟继续为憋尿而努力，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尿竟然如此珍贵。听说吃西瓜利于排尿，我又跑到校外的西瓜摊买来一个大西瓜，看着周舟大口大口地将它吃掉。
一个小时后，吃下去的西瓜产生效果，周舟又要去上厕所，进门前，我叮嘱她千万别再忘了正事儿。
片刻后，周舟端着可乐出来，我们决定去一个隐蔽的地方化验。没走几步，遇到杨阳面跑来，他冲我喊道：“马上就考试了，你干什么去？”
我说：“这就去。”
杨阳看到周舟手中的可乐，说：“给我喝一口，渴死我了。”
周舟拿着可乐不知如何是好，我接过它，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把它跌落在地。
杨阳说：“你丫真浪费，我考试去了。”然后跑向教室。
我和周舟心酸地望着洒在地上的尿，怅然若失，就像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
我建议周舟再吃一个西瓜，她说吃不下去，肚子胀。我一摸，周舟小腹处果然隆起一个小包儿。
我说：“要不然咱们去医院检查吧！”
周舟说：“不去，不好意思。”
“那咱们也不能拖着呀，你愿意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吗？”
周舟神情紧张地说：“讨厌，都是你不小心点儿。”
我说：“是我的错，怪我操作失误，既然问题出来了我们就要面对。”
周舟说：“我去医院不知道跟大夫说什么。”
“我更不知道说什么了，实话实说就可以。”
周舟点点头。
我们紧攥着对方的手，走在去医院的路上。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周舟停下来说：“我不敢进去。”
我安慰她：“没事儿的，我陪你进去。”
周舟将头抵住我的肩膀说：“我害怕。”
我抚摩着她的头发说：“事情过去就好了，走吧！”
“嗯。”周舟拉起我的手。
刚刚踏进医院的门，周舟又站住了，说：“等会儿。”
“怎么了。”
“有感觉。”
“什么感觉？”
“来了！”周舟捂着肚子向厕所跑去。
我像被春雨滴在脸上的农民一样，感到无比幸福。我想，月经同石油一样，没有压力是出不来的。
我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二十分，考试即将结束，但我此刻的心情却比考了一百分还要畅快。
周舟来潮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复习中，不愿再出现不及格科目，补考已浪费掉我太多的精力。
此时的我比大一的时候成熟了许多，那时我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办缓考而冥思苦想，却不将精力用于复习，每年还要为补考继续看书。现在，我懂得“背着抱着一样沉”的道理：与其开学补考，不如期末的时候多用点儿功，一次通过。但如果有捷径，还是要走的。
我和杨阳找出刘小康的电话，与他约好在学校门口见面，以三百五十元的价格购买两份考卷和答案。
我们坐在学校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等着刘小康，他戴着一副墨镜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停留，只说了一句：“跟我走。”便快步向别处走去。
我们紧随其后，问：“去哪儿呀，干吗这么神秘？”
刘小康没有回头，只是说：“快走！”他带着我们走到一个隐蔽之处，说：“刚才我爸就站在学校门口和人聊天，要是被他发现的话，不仅我挣不到钱，你们考试也过不了，钱带来了吗？”
“带了，卷子呢？”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考卷和答案，我们看了抬头，没错，正是过几天要考的。
交易完毕，刘小康说：“我得赶紧走了，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就说话。”
我们说以后一定少不了还要麻烦他。
试卷到手后，及格对我们变得易如反掌，我和杨阳轻松度过期末考试。
考试的时候，我有些掩饰不住下笔如有神的喜悦，激动得哆嗦着右手把正确答案写在试卷上。这个过程根本无须考虑逻推理的步骤及每个参数的意义，显然，它们在此时是多余的。
考完试的那天中午，我心情极为舒畅，顾不得炎炎烈日，吃完饭便和同学去操场踢球。我在操场上疯狂奔跑，汗流浃背，甚是痛快。
踢过球，我在水房冲了一个凉水澡，然后去找周舟吃晚饭。
周舟见到我就说：“你知道吗，郝艾佳要和杨阳分手。”
我说：“不会吧，昨晚他俩还在一起。”
周舟说：“郝艾佳今天中午接到前男友打来的电话，那个男的想和她重归于好，她当即就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