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百无聊赖地待在家中时，电话突然响起。我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说：“喂。”
“邱飞！”一个女子的声音。
“谁呀？”我问。
“你没听出来吗？”女子嬉笑着问道。
我已听出是韩露，但故意说：“没有，您是哪位？”
电话那边依然不肯透露自己：“你再听听看。”我为韩露的童心未泯感到好笑。
我假装认真地说：“你说两句话让我听听。”
她说：“才分开没几天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我装作如梦初醒地说：“噢，你是张芳吧。”我胡乱编了一个名字，想听听韩露的反应。
“不对，再猜。”韩露神秘地说。
“那你就是李梅，那天晚上我喝多了，真是不好意思。”我故意把话说成这样。
“讨厌，我是韩露。”她终于按捺不住。
“噢，原来是你呀，放假了吗？”
“放了，我现在回北京了。”
“回来就好，重新投入首都的怀抱，内心深处是否无比激动？”
“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打小就在这儿长大。”从韩露的语气中还真听不出她对北京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难道你也没有强烈的想见到我的愿望吗？”反正我待在家中无所事事，不如去找韩露叙叙旧。
“没有，但是我能够满足你想见到我的强烈愿望。”韩露笑着说。
“你去了外地半年没有变傻。”
“废话！上海人比北京人精多了！”韩露感叹道。
“你没给首都人民丢脸吧，没被他人欺骗去纯真的感情吧！”我关怀地说。
“那还不至于，我毕竟是在皇城根下长大的。”韩露很自信。
“那就好。我今天没事儿，你呢？”
“我也没事儿。好久不见了，我们出去玩吧。”
“行，去哪儿？”我问。
“去看电影吧，正演《甲方乙方》呢。”
“好吧，我们哪儿见？”
“还是老地方吧。”
“好。”
所谓的老地方，就是指西单路口的路公共汽车站。韩露的家在朝阳，我的家在海淀，所以选择了这段距离的中心位置—西单，作为我们的约会地点。
我到路车站的时候，看到韩露已经等候在那里。
我们先是相视一笑，然后在我考虑是否有必要握一握手或拥抱一下的时候，韩露先说话了：“你怎么还这样呀！”
我听不出这是她对我的现状不满还是对我风采依旧的喜出望外。“那我应该什么样呀！你倒是有点儿变化。”
“什么变化？是变好看了还是难看了？”韩露笑吟吟地期待着我的回答。
“别臭美了，你的变化是终于能比我先到了。”
“讨厌！”
“你比原来好看了那么一点儿，只是有限的一点儿，你可千万别为此骄傲。”韩露今天特意精心打扮一番，脸上化了淡淡的妆。
我抬头看了一眼电报大楼的钟，快十二点半了。“吃饭了吗？”我问。
“没有，挂了电话就来了。”
“那先去吃饭吧。”
“嗯。”
我们走进一家饭馆，点了一些东西，又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罐可乐。菜上来后，韩露吃了一口感觉不错。
“上海饭吃得习惯吗？”我问韩露。
“还行，就是量小了点儿，有时候刚吃完就饿了。”韩露看着眼前的一大盘子菜说。
“吃那么多干什么，你得淑女点儿，哪怕是装的，否则找不到婆家，尤其是在上海那种地方。”
“你还别不信，我真就在学校找了一个上海的男朋友。”韩露说话的时候始终翘着脑袋。
“你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伦敦的男朋友我也信。”
韩露不慌不忙地打开钱包，拿出里面的一张照片，说：“你自己看看吧，眼见为实。”
这是一张韩露与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的男生在东方广场的合影，韩露的脸上印着灿烂的微笑和上海的阳光，那个男生把手搭在韩露的肩膀上，满脸狐疑地奸笑着。
看了这张照片，我不禁想象出那个男生用身体将韩露抵在夜色下的墙角，说“你的胸要是再大一点儿就好了”时的样子。虽然我与韩露已经分手，尚且没有与她重归于好之念，但我并不希望她这么快就找到男友，而且还是上海的。
“丫是你同学？”我问。
“你对人家尊重点儿，他也没招你。”韩露从来没有这么偏袒过我。
“我应该用上海话说，这个小瘪三是你的同学吗？”
“是又怎样？”韩露只顾低头吃菜，也不看我一眼。
“你们俩谁找的谁？”我对这件事颇感好奇。
“你觉得呢？”韩露反问我。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儿了。”
“你还会说什么呀！”韩露瞪了我一眼。
我们陷入一段好半天的沉静。
韩露喝了一口可乐，打破僵局：“是他先找的我。”
“那好呀，祝贺你的无限魅力使得上海小丫挺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我举起酒，韩露却不理我，我只好独自喝了一口，“说说这个上海小生是如何对你俯首帖耳的。”
“也没怎么，就是他找我一说，我就答应了。”韩露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不考虑考虑，哪怕有个磨合期呀！”我愤愤地说。
“当时我一个人远在他乡，天天想家，在那里也没什么特好的朋友。”
“那你就跟我联系，多交流感情。”
“我给你打电话，你着急挂；我给你写信，你回信又写得那么绝。你知道我看了你的信后有多失望吗？”韩露委屈地说。
“我这也是以咱们的学习为重。”
“可是我每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哪有什么心情学习。北京学生到了外地受排挤，我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不能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吧！”韩露好像饱含辛酸。
“那你就去找几个北京的老乡，开个老乡会什么的。”
“你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了外地相互间根本不联系，就是见了面也不见得打声招呼，更别说开老乡会了。北京学生倒是也能聚齐，就是在补考的时候，满考场全是来自西城、东城、崇文、海淀的北京学生。外地学生看见补考就嘲笑说，北京学生又在开老乡会！”韩露凄惨地讲述着。
我听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小姐，再拿一瓶啤酒。”
后来我们又聊了高中同学的近况。韩露从我这里得知，班上几名男同学相继在各自的学校找到了女朋友；我在她那里得知，某个女生在进入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失身给两个高年级男生，终因被抛弃而痛苦万分。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感觉该女生已身处悬崖边了，她颠倒是非，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每当我们上思想政治课的时候，她就在底下偷看香港作家岑。伦、雪米莉等人的小说，受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腐蚀（那时香港尚归英格兰所属，属老牌资本主义体系）。她今天的悲惨结局理所应当归咎为当初不及时悬崖勒马，非要等到马蹄踏空时，才想起勒紧缰绳，可马却由于惯性掉进了万丈深渊。
韩露说：“没想到半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说：“是啊，将来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
韩露说：“我挺怀念高中生活的。”
“我也是。”我说。
出了饭馆，韩露一看表，快四点了，问我：“还看电影吗？”
“当然看。”
韩露拉着我的羽绒服说：“那就快点儿走。”
“着什么急，我有点儿头晕。”这顿饭我喝了四瓶啤酒。
进了电影院，我们找了两个偏后的位子坐下。电影放映过程中，我偷偷瞟了一眼韩露，她看得挺专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拉到她的手，她看我一眼，没说什么，扭过头继续盯着银幕，并不时发出笑声。我头晕得厉害，努力看了会儿剧情却没能看懂。酒精在我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使我产生了想亲吻韩露的欲望。
我把韩露揽入怀中，她挣脱出来，低声说：“别这样。”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电影。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将胳膊搭在韩露的肩上，嘴凑到她的脸旁。韩露一只手挡住我继续向前的嘴，另一只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肩上摘掉，低着头说：“这样不好。”
两次努力都被回绝，我失去了再一次的兴趣。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闪过，却在我僵硬的头脑中留不下任何印象。我在恍惚中渐渐睡着。
韩露叫醒我的时候电影已经结束，观众们在陆续退场。我睡眼惺忪地跟着韩露出了电影院。风吹在脸上，我清醒了许多。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车走。”韩露说。
“那好，打电话联系。”
“好。”
“再见。”
“再见。”
从这天以后，韩露直到开学前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时候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去送她，韩露说不用，她马上就要下楼去车站了。
寒假里我和杨阳在钟风家里小聚了一次。这次聚会是因为杨阳提出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我们仨对音乐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在对待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却大有差距。当时有一种叫做“朋克”的音乐形式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一时间无数地下乐队涌向大小酒吧，向人们展示这种音乐的魅力，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我更偏爱非主流一些，想把音乐做得注重旋律和讲究音色，特别是在对效果器的使用上，然而我从没摸过电吉他，更别提对效果器音色的研究。杨阳喜爱的是另类音乐，这种音乐特别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独特气质，我曾在杨阳那里听过几盘关于这种音乐的打口磁带，它给人一种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像是清晨河面上漂浮的雾气，又像夜空中缓缓游动的浮云，给人感觉忽远忽近，近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做这种音乐更需要乐器的考究。
我们仨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竭力试图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如何之好以说服他人。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乐器和人员的不足。我们那三把木吉他难堪重任，这里还涉及分工的问题：谁去当主唱，谁来弹吉他，谁去弹贝司，谁来打鼓。
一想到这些问题，我们不禁头痛不已。钟风拿出他爸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伏特加”，被我们一饮而尽。在此过程中，他详细向我和杨阳讲述了他和女朋友上床前后的每个细节，让我俩好生羡慕。钟风以过来人的口吻对我们说：“就那么回事儿！”我和杨阳谁也不信：“一定是你情绪酝酿得不对。”钟风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说：“操，真的，我真没骗你们！”
之后，我们仨分别醉倒在钟风家的沙发上、床上和地上。待我和杨阳醒来时，看到钟风父母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而钟风依然鼾声震耳。我和杨阳相视一笑，又闭上了眼睛。
饭菜的香味已经飘进我们的鼻孔，沁人心脾。
终于开学了，救我于无所事事、穷极无聊的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乏味即将得以解脱。大学的假期没有作业，因此我没有了上中学时因为作业没能完成的惶恐不安，更不必为躲避交作业而在开学第一天找出各种借口躲在家里。现在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了。
开学前，我抱着重新改过自新的态度制定了一份作息表，把它贴在床边的显眼位置，以此激励自己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我还特意用复印纸和签字笔制作，目的是让它不因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磨砺而面目全非，我要它永葆清晰，时刻在床头焕发积极向上的光彩。
我在作息表的背面涂满胶水，贴在我认为最佳的位置。我想，今后的三年半内，它将每时每刻引导我沿着一条健康、勤勉的道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所以又不厌其烦地找来透明胶条，将它与墙壁牢牢地粘在一起。
我结合自身情况，经深思熟虑拟定作息表如下：
：： 起床、叠被、穿衣、洗漱
：： 背英语单词一百个，高声朗读英文课文两至三篇
：： 去体育场慢跑五圈（四百米一圈）
：： 吃早饭（至少一个鸡蛋，无论是煮、是煎或是炸）
：： 去教室做课前准备
：： 认真听讲、做笔记，积极踊跃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课间休息做眼保健操四节，眺望远方（尽量看远处绿色的草树，冬天可以看远处穿绿色羽绒服的女生），少抽烟，争取做到不抽烟
：： 吃午饭（保证质量、热量）
：： 睡午觉（不必全脱光）
：： 上课（同上午内容）
：： 晚饭（少吃，但要保证不会在睡觉前感觉饥饿），小憩片刻
：： 去教室学习（除了复习、写作业外，还要预习明天的课程）
： 回宿舍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体育新闻和天气预报
： 弹吉他陶冶情操，弹累为止（注意：不要影响他人休息）。上床睡觉前一定要洗脸、洗脚、洗袜子，保持内裤的宽松，以积极心态接崭新的一天。
齐思新看了我的作息表后嘲讽地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大学生，如果评选北京市本年度十佳杰出青年的话，非你莫属。”
我对齐思新的话嗤之以鼻，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给他看，我是怎样一名品学兼优的跨世纪的大学生。
我在作息表中略去一项重要计划，即从以上列举的诸多行动中抽空儿找个女朋友—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第二天当齐思新背着书包准备去上课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四十分，我匆忙起床，穿衣、洗漱，抄起书包顾不上吃早饭就跑向教室。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从鼻孔中抠出许多秽物，一时间不知道抹在哪里，总不能粘在手上，举着胳膊睡一宿，于是就顺手抹在床头的作息表上。当时我心净如水，毫无杂念，只是感觉气息出入自由，鼻孔通畅了许多。
第三天早晨，我将那张粘满污秽的作息表从墙上撕下，团成一团儿，用力向簸箕抛去，顿感轻松了许多。
我们机械系开设了著名的“五大力学”，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足见其难度非同小可。它们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塑性力学、流体力学和液压传动力学，其中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是这学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为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毫无惧色，我在开学初便尤为认真地听这两门课，详细的笔记和书上的勾勾画画、圈圈点点足以证明于此。同学们一度对我另眼看待，党支书甚至找我谈话，要把我作为先进分子的典型发展成为党员，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我认为自己不能再如此虔诚地学下去了，否则我会对这些课产生浓厚的兴趣，陷入对它们的深深热爱中不能自拔，情不自禁地变成好学生，而这些并非我愿，我希望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永远。
培养对这些课程的兴趣实属不易，而摧毁对它们的热爱却易如反掌。就在五秒钟的时间里，我扔下手中的笔，合上摆在面前的书，趴在课桌上睡起觉来。这一幕被坐在我身后的党支书看到，他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自甘堕落，可惜呀可惜！”
我听到了这句话，但没有理睬他。
我这学期的生活就是对上学期的克隆。课能不去上就不去，抄作业，睡懒觉，踢足球，晚上和杨阳喝完酒后去楼顶唱歌，再有就是找个女朋友的想法愈发强烈。
一天，我们踢完球去洗澡。学校澡堂的时间安排是：女生一三五中午、二四六晚上洗；男生一三五晚上、二四六中午。这天正好是星期三，我和杨阳、齐思新第一批走进澡堂，浴室的衣柜敞开着，不知道中午哪个女生洗完澡没穿内衣就走了，留下一个黑色胸罩陈列在衣柜中。齐思新用两根手指将它拈出，仔细观察了一番后得出结论：“该女生的胸围至少在九十二以上。”
气雾缭绕的浴室里，热水沐浴着我劳累的肌体，舒适感传遍全身。几个学生在我身旁议论着有关电机系统设计的问题，一串串名词术语传入我的耳中，如同一滴滴冰水溅到身上，让我阵阵寒冷。他们赤裸的身体被蒸汽浓浓包围着，只有凸起的臀部和头颅在气雾中隐约可见，他们将会是国家的栋梁，是国家的第一生产力。讨论还在继续，我匆匆冲去身上的泡离开了那里。
回宿舍的路上，大风乍起，女生楼一层垃圾池里的东西被刮出，其中绝大部分是卫生巾，漫天飞舞。齐思新怕卫生巾刮到脸上，就边跑边喊：“快跑啊，天上掉卫生巾了！”
回到宿舍，齐思新一边照着镜子剪鼻毛，一边疑惑地说：“你们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又是乳罩又是卫生巾的。”
杨阳在一旁抠着脚皮说：“今天是妇女节。”
齐思新恍然大悟：“啊？今天都三月八号了，我以为才二月底呢！”
三月九日的清晨，天空晴朗，尚未变绿的草地被安静地躺在上面的卫生巾装点得五彩缤纷、婀娜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