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秦可卿的病论者多矣，所论多在于她与公公贾珍的不正当关系，到底病情如何，难以从书中和评论中看出个子丑寅卯。只见贾珍与尤氏都对她的病十分关切，可从侧面看出秦氏的人缘与分量。
疾病，本来是生理现象，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无恙永远？佛家也讲生老病死，将病列为人生一大摆脱不了的苦恼。但具体什么病，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成为患者的隐私，尤其对于政治领袖、社会名流、和涉嫌与两性关系有关的病症来说，许多人是讳莫如深。
例如以开放标榜的西方国家，美国总统里根，也是在卸任以后，敢于早早宣布自己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在任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只是在卸任后声称自己早已得了绝症，并选择了自己的死期。这已经够唯物够坦率够理性的了。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病况，至今仍有疑义而未向公众公布。
这么说，秦可卿的病情扑朔迷离，不足为奇。
同样有趣的是作者藉书中人物之口谈了些对于医疗问题的看法，尤氏说：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哪里要得……听着人的口气，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说一遍，可倒殷勤得很……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吃了也不见效……
这是说一批庸医，互相依靠推诿，无人负责，用几句“文话”邀搪塞唬人。万氏的批语应属准确如实。
而请来的张太医，与这些人不同，第一，他把完脉就讲病情，讲得贴切，乃获信任??这是把医术变成猜谜的无医学常识的陋见，至今国人仍有不向医生诉病情，看医生猜不猜得准，以测验医生者，透露了我国农民文化中愚昧与狡黠??愚而诈的一面。
第二是谈到预后，张太医说要看“医缘”，真是高明极了。有术还不行，还要看缘，这也对，同样的病同样的药，同样的治疗，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以缘释之，也就是以无因释因，谁还能有什么脾气？
第三，太医走后，贾珍分析说，人家本不是“混饭吃的久惯行医的人”。这很奇怪，就是说以行医为职业的人，医道是不灵的，烦手看看病的人才是医学大师。重业余而轻职业，重parttime而轻professional，这与外国的思路大异其趣。我想这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整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信念。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大道貌是相通的，治国、齐家、用兵、用药、三才、五行……搏击功夫与床上功夫，靠得都是一个道。用老子的说法就是：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得了这个一，就一通百通，无敌于天下。那么，决定得不得一的主要是看道德、看素质（悟性），看学问，而不看经验不看技术不看专业知识。贾珍对张太医的评论透露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重概念、重本质、重通识、重联系；同时轻专业、轻分工、轻经验、轻知识技术的悠久传统。恐怕这样的传统至今犹存。例如以抽象的什么什么精神去否定具体的专科的知识技术。
此外，小说叙事从金寡妇要找秦氏理论，一下子过渡到秦氏的病的交代，很自然。“红”书前二三十回没有什么大的戏剧性冲突，主线性的冲突，结构起来很费劲，这样自然过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再者，贾珍一听庸医看病害得秦氏屡屡脱换衣服，便发狠地说，
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件好衣裳也不值什么……
这令人想起后来秦氏殁了，谈到后事，贾珍发狠说：“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一提出秦氏就发狠，这是一，一狠就要花钱，以为钱多是自己的优势，恨不得用钱买回秦氏的健康，可惜钱的用处有限。这是二。
幸亏钱救不了所有的命，使有钱人也有着急发狠一筹莫展的时候，要不然穷人就更不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