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支配,其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王朝兴衰的不是“天数”,亦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广大人民的意愿。民心主宰着王朝的兴替，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提高自己的效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古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教训58：失人心者失天下——周厉王好利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不过，其中精髓的部分还是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因武王、周公的努力，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至成王和康王，国势益强，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士，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流王于彘”。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以史为鉴：
美国成功学研究专家戈森认为，正直是自愿自觉地服从、坚守自己的诚信，这是很难得的品格。这种品格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益处。也会赢得别人的友谊和钦佩。至于要如何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戈森认为没有现成答案，但首先要锻炼自己在小事上做到完全诚实。当不便说真话时，也不要编造小小的谎言，不要去重复一些不真实的流言蜚语，不要贪办公室内的小便宜等。这些方法可能是微不足道，但这是建立诚信的第一步。
★教训59：胡作非为，不得人心——王莽窃国
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其子成帝继位后，尊母为皇太后，王家子弟也因此坐高车、乘肥马，生活在锦衣玉食的奢华之中。王莽之父王曼与王政君同父异母，在王氏八子中排二，只因王曼早死，没有赶上封侯的时光。同王家堂兄弟的奢靡放荡作风不同，王莽因早孤而家财不丰，兄又早死，全家重担由他担起。王氏家族中只有王莽家生活比较艰苦。王莽孝敬老母，尊敬寡嫂，善待侄儿。他勤奋读书，生活俭朴，待人谦恭，衣着言行如普通儒生一般，在王家众兄弟子侄中，王莽显得与众不同。靠着谦恭和心计，三十八岁的王莽后来居上，当上了大司马。
对于官高爵显的众伯父、叔父，王莽更是恭顺知礼，十分听话。伯父大司马王凤生病，王莽日夜守候榻前，亲奉汤药，数月不解衣带服侍，数月下来，蓬首垢面，面容憔悴，比王凤的亲生儿子还孝顺。王凤和皇太后是一母所生，太后前往大将军府探病，王凤病中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成帝，请他们重用这个难得的侄儿。王政君也念及兄弟早死，王莽身世可怜，人也谦虚谨慎，孝顺听话，是王家子侄中难得的贤人。王凤死后，太后让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任射声校尉，逐渐成为王氏权贵集团的重要成员。
王莽的谦恭好学，朴素知礼感动了更多的人。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朝廷，愿将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给王莽。王莽又以十分好学谦恭的态度结交天下名士。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闵、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当世名士，都上书称赞保荐王莽。汉成帝由此开始另相看待这位表兄。永始
同年，王莽又对工商业进行改革，推行“五均”、“六筦”、“赊贷”，结果导致更大的混乱。
在对外关系上，王莽也无事生非。他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境外附庸也敢称“王”，违背古制，应改称“侯”，收回汉朝发给的玉玺，重新换赏侯爵印章。这些边域民族，仅仅在名义上尊汉朝为宗主，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国事。他们每次进贡给中央政府的东西远不如汉朝赏赐的东西多。汉朝这样对待他们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目的是换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边域少起狼烟。可王莽偏偏嫌国内乱子还不够多，在对外关系上在一个“王”、“侯”这样毫无意义的名称上做文章。这样干的后果是，一些弱小的民族，虽心里很不满意，也强忍住了，可一向强悍的匈奴就不干了，囊牙单于索要旧玺不成，便起兵犯境，烧杀掳掠边境百姓，在北部边域燃起战火。西域、东方的高句丽、西南方的句町国也因王莽的无端挑衅而反抗，或断绝关系，或发起战争，平静了百年之久的边域再也不得安静了。另外，王莽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三十万分兵多路北击匈奴。同时，他还发动了对西域、西南边陲诸国的战争，每次都造成大量士兵伤亡。
始建国二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汉宗室从此与王莽分道扬镳了。三年后，王莽滥封公侯以下两千余人，每人仅给月钱数干，这连填饱肚子都不够，这些公侯卿相生活非常穷困，有的人甚至给人当雇工。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和下属豪强也被逼到对立面。
总之，王莽的一系列举措失当、昏头昏脑的决策，激怒了全国各阶层的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王莽的统治开始风雨飘摇了。
早在天凤二年春时，民间就流传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的说法，百姓奔走观看者数以万数，王莽闻讯后心里很不痛快，虽派人前去处置，但却无法得知黄龙堕谷的谣言从何而来。这实际上是百姓对王莽统治的厌恶和不满已无法忍耐时泄愤的一种办法。当时，面对天灾频繁出现，亦使人们对自称天命在身的王莽统治产生更大疑问，王莽的一系列混乱决策和没有薪俸的官吏的贪暴，逼迫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各阶层的人一起选择造反这条路。
天凤四年，荆州出现了大饥荒，饥民们慢慢汇成几支造反大军，其中最大的一支是由新市人王匡、王凤兄弟俩领导的饥民队伍，因出没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不时出山攻击周围地区，众至七、八干人，被称为“绿林军”。官兵前去镇压，被他们打败，名声渐渐远扬，来投靠的饥民就更多了，起义军增加到五万余人。
天凤三年，山东瑯琊人樊崇率众起义，起义军数百人，入泰山为根据地，饥民自各地来投奔，一下子扩至万余人。接着，附近的几支义军汇聚，几万人一起合力攻击青徐二州。起义军击败了王莽派来的大将景尚部队，景尚战死。王莽又派王匡、廉丹等率十余万人镇压。起义军以赤色涂眉作为标记，从此人称“赤眉军”。赤眉军与王匡等展开大战，廉丹等二十余将被杀，精兵全军覆没。赤眉军挟战胜余威，人数增至数十万，纵横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外，北方还有大小起义军部众数十支，小部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然而，这些被逼造反求生的人，最初只为抢得一份食物而战斗，是迫于饥饿而走上起义之途的。这些人数众多的由饥民为主组成的队伍，没有旗帜，没有号令，没有纪律约束，其首领仅用三老、从事、卒吏等乡里间小吏称呼，不用将军之类大职位相称，也不发布文告之类宣言。这种全国性的大起义，让王莽感到茫然无措，面对这江湖海泽如乱麻沸汤的局面，又拿出天帝祥瑞来欺骗人。公元20年，王莽又一次改元为地皇，制定颁布新朝历，共有三万六千岁之久。幻想以此让人相信统治可长久下去。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汉宗室刘绩、刘秀兄弟发动宾客和族人七八千人起义，政治目标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王莽，发布檄文，历数王莽罪恶，赢得了广大贵族和平民的拥护，很快就发展成为令王莽胆颤心惊的大军。随后，中原几支义军也汇集起来，经过一番整顿．队伍已变得更加精干。众人选了一位名叫刘玄的汉宗室为汉帝，改元更始，故此人称更始帝。不久，汉兵攻下了昆阳,接着，重镇宛也攻克了，更始帝将宛做为都城。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王莽决不能允许另有一个朝廷与他分庭抗礼，马上派兵镇压。他也明白这是一次决定双方生死存亡的大战，因此便派朝廷重臣王邑、王寻率领在各州郡征发的精兵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人，以身高惊人的巨毋霸为垒尉，并带上了虎、豹、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壮军威。大军出动，旌旗蔽空，干里不绝，连营数十里不见尽头，但刘秀率领的起义军不畏强敌，奋勇出击，以少胜多，大败王莽百万大军。
昆阳之战，王莽精兵猛将全被消灭，他再也没钱没人凑起另一支大军去对抗四方之众了。一月之间，各地都叛离王莽，王莽只剩下长安和洛阳两个大城市还未丢失。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起义军杀到长安城下，王莽派人赦城中各狱中囚徒，让他们拿起兵器作战，为了稳住军心，杀猪饮其血，让众人发誓说：“有不为新室效命者，社鬼记下你的名字。”这么一支乌合之众守渭桥，由更始将军、皇后之父史谌率领，谁料想这帮人很快就跑光了，剩下史谌一个人回来了。
叛逃的兵士们发掘了王莽妻子及父祖之坟，大火烧毁棺椁和九庙、辟雍、明堂，大火在城中都可看得很清楚。有人提醒王莽：“守城门的士卒都是东面人，不可靠。”王莽便换上越骑士为守门卫士，各门派六百人，由一校尉统领。然而，起义军还是从宣平城门攻进了长安，民间称此门作都门。到了晚上，各官府衙门及府第都已是奔散一空。城里的百姓也加入造反者行列，攻打各地方，放火烧宫门，人们高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天亮时，火烧到了黄皇室主住的地方，这位汉室皇后，王莽亲生女儿，见城中如此乱像，知大限已到，说了一句：“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王莽跑到宣室前殿避火，火一直跟着烧过来。此时的王莽还在作戏，他身穿绀构服，手持虞帝刃首，天文郎按式于前，王莽随斗柄转动座位，自己始终处斗柄之位。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到了天亮时，群臣扶着王莽从前殿去渐台，想以池水阻止起义军进攻，公卿从官千余人随着王邑昼夜作战，已十分疲乏，军士死伤殆尽，撤至渐台，与其子共守王莽。
起义军冲进宫中，闻王莽在渐台，围之数百重，台上王莽手下仍与台下义军相互射箭相斗，箭用完了，短兵相接，王邑父子战死。王莽躲进室内，汉兵冲上渐台，王莽左右之人皆死台上，商人杜吴一刀将王莽杀死，取下王莽身上的佩绶。他并不知刚才自己杀死的是何人。校尉公孙宾见到绶带，知道这是王莽所佩之物，问杜吴：“佩绶的主人在哪里？”杜吴回答说：“在屋里西北角地方。”公孙宾走近一看，认出是王莽，便割下王莽首级，众人一听这是王莽的尸首，赶上来你一刀我一刀，将王莽尸身斫成肉块块，等于行了一回凌迟之刑。
王莽首级被送到宛城更始帝处，悬挂宛市中，士兵百姓提起王莽的头颅抛来抛去当球踢，有人为了发泄胸中的怒气，竟割下王莽的舌头，切着吃掉。这或许是因为王莽的舌头讲出了太多的假话、疯话，人们不想让死去见阎王的王莽到了阴曹地府再胡言乱语、巧言骗鬼了。
以史为鉴：
王莽在未篡位时也曾有谦恭的美名，倘若他的真面目未露出前偶然的死掉，他内心深处固有的大奸又有谁知晓呢？王莽谦恭骗术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他用欺骗的手段夺了皇权，建立了新朝后，虽然他也看出农民是其新朝政权中最主要的国家支柱，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隶这两大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最主要根源。
他的改革，只发诏令又不检查实际效果，各级官吏在执行中变了味，坑害了百姓，他还认为是为百姓谋了福利。这可能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他是一个极不成功的改革家。问题是他的新朝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其结果不是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利益，而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是他自己逼着人民拿起了造反的武器，在人民起义的洪流中结束了一生。
★教训60：君无道则国家亡——混乱的东晋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自皇太后不再垂帘听政后，起初大权在手，尚有天子气量。但不久就沉溺于美酒女色之中，把政事全部交与其弟琅邪王。
晋孝武帝嗜酒无度，整日在后宫之中消磨时光，根本就不理朝政。张贵人年方三十，孝武帝对她开玩笑说：“你已人老珠黄，该靠边站了，我喜欢年轻的女人。”一句戏言让她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其弟司马道子亦嗜酒如命，每天与孝武帝一起以纵酒歌舞为能事。又崇尚佛教，为此，耗费钱财无数，所亲近者皆为阿谀奉承的老婆子与和尚、尼姑。同时大臣们也互相争权夺利，没有人关心国家大事。
尚书令陆纳望着皇宫感叹道：“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却被无知小儿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