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学的时候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看《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看到快结束的时候整个放映室的愤怒都被点燃了，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火，纷纷拍桌子大骂英法联军。我也憋得不行，不过不是火，而是一泡尿。我举手跟老师说电影快结束了，我想提前去洗手间。老师同意了，但事后做总结的时候却说某些人表现得不够深刻，居然连最后一秒都不能坚持。
我当时无法理解憋火与憋尿哪个更令人深刻，还为自己没有完整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遗憾了一阵子。后来我又认真补看了那部电影，结果还是没有憋出火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丑化敌人同时也在丑化自己的电影。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没有拍桌子，万一拍坏了还得赔钱。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故事，没有学过历史的人估计也听过。的确，光看这个名字就够让人气愤的，哪怕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也能细数帝国主义的罪恶，然而说着说着就会把这事扯到八国联军身上。
烧掉圆明园的那把火确实是英法联军放的，但又是谁点燃了他们手里的火把呢？英法联军为什么只烧了圆明园？干吗不顺道把整个北京都给点燃了？那是因为你所听到和看到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
其实“火烧圆明园”这事本可以完全避免。
二
按照历史教科书的逻辑，中国和欧美国家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简单一点说就是阻碍了他们在中国赚钱的步伐。后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屈服在帝国主义的脚下，中国地大物博，钱你们随便赚，只要别危及我的根本就行。
在清政府眼里，他们的根本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理论。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中西方之间的冲突本质上讲就是文明的冲突。
但课本上却说，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这句话有点绕，如果让当时的满清政府听见了可能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他们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至于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小事”，并且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
可“公使驻京”这件事关乎天朝颜面，让步不得，后来，清朝皇帝甚至提出用全免关税等更多的优惠政策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这一要求。
但英法两国认为清政府这样做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坚决表示不同意。
对方不同意，没有办法，啥也别说了，开打吧。这并不是清政府想打，而是被逼迫的，因为“公使驻京”是清廷所能容忍的最后一道防线。清政府为什么要一根筋地在这一问题上坚持？难道是它想雄起不成？当然不是。
在清政府看来，清朝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别的国家都是清朝的藩属，无论是谁见到皇帝都要磕头表示臣服。所以，清朝传统外交的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而现在的问题是，欧美“夷狄”们不但拒绝磕头，还要长期驻扎在北京。清廷认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清朝最后甚至有可能沦为外夷监守。
清朝向来都是赔得起钱，但丢不起脸。
战争打起来后，清政府很快发现死磕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只好妥协了“一小步”，说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但不用“亲递国书”，无需照面，这样就解决了是否磕头的问题。然而英国方面怀疑皇帝不接受国书是一种包藏阴谋的表现，故在照会中则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
皇帝郁闷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惯例。他要是知道了对方只是要求相互平等，没有别的太多想法，估计得忧郁死。遗憾的是，清政府到战后才明白过来，人家原来只想和皇帝握握手。
用一场战争来争取与皇帝握手的权利，这种握手可真够贵的。
三
除了皇帝，连大臣骨子里都在流淌着傲慢的血液。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清朝失败了，但清政府仍以自己为中心，把英国划归二等属国，认为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根本没有资格与自己平起平坐。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但拒绝回答英方谈判提出的修约要求，而且连面也不见。英国人顺着中国海岸线沿途递交信件，由南到北，又由北到南，西北风虽没喝着，海风倒是灌了不少。这使英国人明白一个道理：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由巴夏礼充任，此兄是位强硬派，他不顾英国外交部的一再告诫，把挑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两国政府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到了最后，英国巴麦尊内阁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继续燃烧，1860年春，英法军舰陆续开到中国，并于7月底再次集结大沽口外。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咸丰皇帝这才发现，别说让人家磕头了，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有可能丢掉，于是他连忙派桂良等人去天津议和。然而英法联军开出的条件太高，被清政府拒绝了。英法联军见没有人待见，想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便继续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没有办法，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通州议和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经历了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然而3天后，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
绕来绕去，结果又回到了原点。
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再说当初我们在谈判中也没有说这件事啊。不要说你们了，就是以前俄国也未开此先例，真要是能同意，当初也就不会开战了，于是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
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是国际惯例，这种小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载垣可不认为这事属于小事，便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僧格林沁早就准备好了，在接到通知后，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终于，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清政府之所以敢这么做，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当时咸丰皇帝认为，“擒贼先擒王”，只要能把主谋巴夏礼控制住，英法联军群龙无首，肯定会乱了阵脚。那个时候，敌人投鼠忌器，我军士气大振，就不怕你不束手投降。
“擒贼先擒王”是没有错，可你首先得知己知彼，弄清楚谁才是真正的“王”。
巴夏礼等39人被抓后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发晕，清廷还真不把这群老外当外人啊，也不知什么时候给巴夏礼改的国籍。其实这还不是最雷人的，人家清政府压根儿就没把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看成是侵略，而是当做“叛乱”；那么，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自然就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手里有英法联军“头目”这张王牌，清军显得有恃无恐。英法联军四千人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清军集结精锐部队三万人与英法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结果又被联军六千人击溃。这时候清军一定异常纠结这个问题：敌人怎么不关心领导的死活啊？
在中国，领导不关心下属的死活那是应该的，下属要是不顾领导的死活那就说明你不想活了。咸丰帝听到兵败的消息急得直骂娘，郑重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脚底抹油，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自己则带着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逃到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从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四
不过，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们也不好受，他们先是被押解到北京提交刑部审问。审问完后，等待他们的不是宾馆的标间，而是被捆成大粽子扔进极具有中国特色的牢房。据幸存者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地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个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
这些被百般拷打的人中包括《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
《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清政府告诉巴夏礼这些人，说中国决心死战到底，你们也甭想活命，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赶紧写遗书吧。等他们写完遗书，又说处死的日期推迟到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于是行刑日期一拖再拖，这对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也只有这些人才能体会等死比真正的死亡更恐怖。
而此时的清政府，还想着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屈服，然后再在狱中与之重新谈判。谈判是没有问题，可清政府不知道，他们说了不算，根本无法阻止联军的进攻步伐。
10月13日至16日，在英法联军的强烈要求下，清廷陆续把“俘虏”放还。当英法联军清点一下人数后，说：“不对啊，是不是还有？”清政府很果断地回答说：“没有了。”英法联军很是奇怪，说：“我们派出去39人，怎么只回来18个啊？”清政府回答：“没错，是18人，别的都死了，所以来不了了。”英法联军大吃一惊，在战场上死亡效率也没有这么厉害！
清廷对此表示遗憾，说您要是晚两天再要，估计连骨头都不剩了。英法联军开始不信，等回去后听听活着的叙述，顿感毛骨悚然，于是明白一个道理：中国人在监狱里战斗力最强，如果不幸成为俘虏，自杀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当上述幸存者的遭遇被报道出来后，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震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落入食人族手里了呢。这只能说他们少见多怪了，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太稀疏平常了，根本不具有新闻的价值，没给用刑就这样了，要是给他们见识一下剥皮、凌迟这些刑罚，绝对能让他们后悔从娘胎里生出来。西方人真是太娇气了，让他们住几天就疯的疯，死的死，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啥事没有。
五
英法方面迅速召开会议，纷纷表示得给清方一点颜色看看。英军将领额尔金认为，他们的人是在圆明园受到虐待的，所以必须把这个院子夷为平地。另外，应由清政府出钱，在天津设立纪念碑，用满文、英文、法文刻上其低头认罪的碑文，落成后由清方大臣护送死者尸体前往天津参加揭幕仪式。如果不同意的话，就把整个皇宫给烧掉，因为这样更能给清朝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有一个英国随军牧师认为，中国的圆明园抵不上他们一个士兵的性命。
不过，英国与法国在焚园、立碑二事上有很大分歧。法国担心严冬将至，军备不足，清政府要是真玩起命来，很有可能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所以不提焚毁圆明园及天津立碑纪念二事，希望早点议和。即使真打圆明园的主意，抢劫就行了，没有必要焚毁。但英国坚持焚烧圆明园，法国也没什么话说，毕竟大家一起来的，总不能一个放火一个去救火吧。
在烧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联军要求清政府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把司令部设在国子监。有意思的是，英法军队进入北京城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居民观者如潮。国人的“麻木”，让人心寒。
在放火前，额尔金专门在北京张贴中文公告，公告了放火时间，并向北京市民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据说，北京市民看到后，不但没有为即将到来的事情操心，而且还对公告上的蹩脚语法嘲笑不已。在当时国民的眼里，你不烧我也住不进去，烧了我权当烟花来看。总之，额尔金是用错了感情。
1860年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咸丰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吐血，他自小在圆明园长大，人家这回居然把他的老巢给烧了，这面子丢得可不是一般的大。这件事的打击确实挺大，从此咸丰帝旧病复发，不到一年就死于热河。
六
1861年4月16日，额尔金回到英国，受到各式各样的热烈欢迎。大家都认为烧掉皇帝的园子太好了，也有一个人觉得不好，那就是英国首相巴麦尊，这位70多岁却一直精神矍铄的老家伙说：为什么不连中国的皇宫一块儿烧掉呢？是的，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英法联军把整个紫禁城都烧掉，那么今天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遗憾的是，清政府激怒英法联军的这把火，能烧掉帝王的园林，能烧掉统治者大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却烧不醒沉睡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