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阉，钱塘（今杭州）人。明代名将，景泰帝时任兵部侍郎，明京师保卫之战的军事统帅。一生清正廉洁，高风亮节，于国难当头之际，整军备武，安邦定国。谥号“忠肃”。
立志高远清廉则直
于谦出生于浙江钱塘县的太平里，祖籍河东考城。曾祖时迁居杭州，祖父名文，在洪武初年时做过明朝的宰相。于谦6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到私塾去读书，在童年时就已经显露出勤恳好学和随机应变的才智。有个和尚看了他的相貌，惊奇地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15岁那年，于谦考中了钱塘县的秀才。当时他的文学才华，很负声誉，但于谦在学习诗词、制策以外，更留心古人行事大节，他非常敬慕民族英雄。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23岁考中了进士。宣德初年，被任命为御史。于谦相貌英俊，谈吐不凡，声音宏亮。每次奏答皇上的问题，都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因此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
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兵败被降后，跪在军前，于谦奉宣宗命令，用高亢且铿锵有力的声音，历数朱高煦的罪行。于谦的气势使得朱高煦浑身颤抖，连连叩头，高呼“臣罪该万死！”宣宗对于谦当时的表现十分满意，还给予了丰厚的赏赐。
当时任都察院都御史的顾佐，其廉正自律，对各御史的管理极其严格，是个非常严明的人，然而唯独对于谦极为赏识，甚至认为自己的才能也不及于谦。
后来，由于随宣宗征讨汉王朱高煦有功，宣宗任命他为江西巡抚。宣德五年（1430），明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这样，于谦一下升至三品，这也体现了宣宗对于谦的极大信任，而于谦也不负众望，他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了解人民的疾苦，听取人民的呼声。对一些应该兴办或者需要改革的事情，他都及时具疏向皇帝上奏。由于于谦廉洁奉公，严惩贪官污吏，关心民生疾苦，在人民心中威望极高，被当地人民尊称为“于青天”。
当时，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也都非常重视于谦，对于谦的陈奏给予了很大支持，尽量说服皇上恩准。“三杨”去世后，太监王振掌权，招权纳贿，作威作福。百官大臣争相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时都献纳白银。于谦居官清廉，不收馈赠，不拉拢私交，每次从不向王振送礼，更不去拜见。朝中有人劝他也带些土特产应付一下人情，哪怕是线香、干菌、手帕也行。谁料于谦却举直衣袖大笑道：“我带着清风。”
于谦清廉刚直，声望很高，太监王振很是嫉恨。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进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孔原贞任山西、河南巡抚，王振就唆使他的走卒弹劾于谦，诬陷他“久不迁怒望 ，擅举人自代”。于是，于谦被投进了监狱，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等地的官员和百姓听说此事后，联名上书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见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什么把柄，只好放了于谦，但把他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担心继任的巡抚是个贪官污吏，于是又联名10000人跪谏，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纷纷上书，请让于谦官复原职，于是于谦又被命为巡抚。
土木之变战守辩论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春，瓦剌的也先派2524人到北京贡马，却谎报为3598人，企图按人数冒领回赏。还以“贡马”为聘礼，要求明朝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王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一反过去对瓦剌有求必应的常态，下令核实瓦剌的实际贡使人数，不仅拒绝了提亲要求，又削减贡马价的五分之四，结果引起瓦剌的不满。瓦剌的太师淮王也先就在这年七月，分兵四路向大明朝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大同的守军和明朝派的4万援军战败。
明军连遭失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在如何抗击瓦剌的战略决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慎固坚守，还是御驾亲征。王振乘机鼓动英宗亲征，自己想借机冒滥边功。于谦和朝臣都认为，目前冒险出兵还不是时机，但都不被采纳。王振急于求功，对于这样的出征大事，只准备了两天，就命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于谦代理兵部事，协助郕王卫戍北京，自己随英宗于七月十五日率50万大军和一百多名文武大臣，匆匆从北京出发了。
英宗率军出发后，途中遭遇连日风雨，加上粮草准备不足，还没有到大同，军中就已经绝粮。这样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才到达边防重镇大同。由于大同城外明军刚战败，战死的士卒尸体满山遍野，军中上下十分惊恐，而宣府和山海关外失败的战报也在这时陆续到达。英宗和王振看到形势不妙，在大同停了两天，就秘密决定退兵。当时从大同回京，既可走宣府，也可以经由紫荆关。最初王振决经紫荆关回京，因为王振的家乡在蔚州，他想退兵时顺便让皇帝去他家乡的宅第小住，以显示威风，所以退兵向南往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进行。但军队走了40里后，他突然想到50万大军路过自己的家乡，必然会踏坏他的庄稼，因而又改变主意，令军队向东走，改道宣府回京。这不仅使本已疲惫的大军更加疲劳，还正好使明军的侧背暴露在瓦刺军的攻击之下。
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在英宗的军队进入大同时，他为了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当他得知明军由北线撤退时，立即率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当时明军若直接往北京撤退，肯定是有从容的时间，现在王振这么一折腾，在宣府被瓦剌军追上。明军殿后的军队一再力战拒敌，均战败溃散。英宗和王振匆匆逃出宣府，到了离怀来县城20里的土木堡时，因为等候辎重，留驻土木堡狼山上。土木堡周围群峰耸立，地势较高。明军此时已闹水荒，掘地2尺也找不到水源。当时，也先因所率2万多人强攻明军40万人胜算不大，于是派使者来明诈称议和。王振等人中计，拔营找水，也就在此时，瓦刺军突然袭击，明军阵势大乱，英宗率亲兵突围未成，被瓦剌所俘，王振被痛恨他的明军所杀，明朝的50万大军，在追袭的2万瓦剌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二十多万匹骡马和无数的衣甲器械，全部成为瓦剌的战利品。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兵败的消息在第二天夜中传到了皇宫，原来，英宗被俘后，让与他一起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了一封信，连夜送至皇宫。信中谈到他被俘的情况，并希望用金钱把他赎回来。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看过信后，秘密把宫中的金宝文绮，装上八匹马的背驮，派太监给瓦剌送去，想赎回英宗。十七日早晨，上朝的大臣们听到皇帝被俘、全军覆没的消息，朝廷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大臣竟然在朝堂上大哭了起来。
当时，北京只剩下不满十万的老弱残兵，更缺少战马盔甲。随着前方溃散的残兵败将陆续逃回北京，对前方的惨败情况已经逐渐有所了解，整个北京城笼罩着一片惶恐的气氛。一些富户士绅，认为北京难守，纷纷携带家珍，向南逃亡。为了稳定政局，皇太后十八日下诏立英宗年仅2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郕王监国，总理国政。
郕王召集大臣商量战守对策。翰林院侍讲徐珵（后改名有贞）高声说：“我夜里观察天象，荧惑星曾入侵南斗，恐怕天神已经不保佑社稷了，只有南迁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一句话说得众人竟没有一个敢出来反对。这时，于谦挺身而出。他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徐珵的逃跑主义主张，他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根本就不可收拾了，宋朝的南渡就是一大教训！现在应当立刻调天下四面八方的兵马支援首都，誓死守卫京师。谁要再说南迁的话，就是动摇军心，应立即斩首。”他的话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同时也得到了皇太后和王郕的支持，太监金英把散布逃跑主义的徐珵哄了出去，朝野上下，决心守卫北京。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总督各路人马，固守北京。
肃清余党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摄政朝会时，右都御史陈鉴与诸位大臣要求王郕严惩造成土木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并要求诛王振九族以安民愤。朱祁钰迟迟不敢答复，只是说：“大家说得都对，朝廷自会处置的。”众位大臣一听，都痛哭道：“如果不速速严惩王振，怎么安抚民心啊？”这时王振的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当着朱祁钰的面就喝斥百官，使得群臣激愤。这一下激怒了给事中王立宏，他当场率众臣将马顺及王振的心腹、宦官毛贵和王长打死。之后，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将打死的三个人尸体丢弃在东安门后，愤怒的人们仍继续击打。此后朝堂大乱，众人喧哗不止。而朱祁钰惊惶失措，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准备退朝回宫。这时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扶住朱祁钰，并劝他当众宣布，马顺等几个人死有余辜，百官无罪。这样才恢复了朝堂的秩序。接着又下令斩首王山，诛王振全家并籍没家产。之后不久，王振的党羽郭敬、彭德清等从大同逃回北京，也都被下狱处斩。于谦的这一处置，打击了王振余党的气焰，平息了众怒，初步稳定了明朝内部。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此时瓦剌大军又对明朝廷虎视眈眈，而太子又年幼无法理政，大臣们十分担忧，所以请皇太后立王郕为皇帝，郕王害怕，一再推辞，于谦力谏此乃大明江山，郕王才受命，这年（1450）九月，郕王即帝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
十月，也先挟持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长驱直入，进窥京师。于谦召集将领商讨对策。以总兵石亨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闭门守城；以于谦为代表的另一派，主张出城迎战，积极抵抗。于谦向众将领说：“闭门守城，是示弱的表现，这样做，对保卫京师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应该乘敌军主力军未到，把兵力部署在城郊，作好迎战准备。”将领们都赞成出城迎敌。于谦分别调遣诸将领22万兵士，在九门处摆开阵势，自己亲自督战。为了严明纪律，增强斗志，保证战事的顺利，又发布杀敌的军令：将领必须身先士卒，不顾全大局擅自后退者，一律处斩。军令下达后，将领们个个亲自临阵督战，士气非常高昂。
十月中旬，瓦剌军前锋到达北京城郊，于谦立刻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仪门外阻击敌军。由于我军土气旺盛，作战勇猛，再加上将帅们指挥正确，大败瓦剌大军，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军威大振。
十三日，瓦剌军乘着狂风暴雪天气，进攻德胜门，于谦冒着风雪指挥战斗。他派石亨率军埋伏在民间的空房内，又派出小股骑兵引诱瓦剌军深入。骑兵与瓦剌军刚一交战，就佯装败退逃跑，直引诱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霎时间，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四起，前后夹击。范广率军直击瓦剌军中，把瓦剌军杀得晕头转向，伤亡惨重。
十四日，瓦剌军又在彰仪门组织了进攻，于谦派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等，率军迎战。双方战斗十分激烈。京师居民主动配合明军奋勇阻击，纷纷自发登上城顶，向瓦剌军投掷砖石，一时间喊声冲天，大大打击了瓦剌军的进攻。后来，于谦又调重兵加强彰仪门的战斗力量，把瓦剌军打得一败涂地。也先率领残兵败将连夜撤逃，于谦又派孙镗和范广率兵2万追剿。不久，瓦剌军退回塞外。
第二年春、夏，也先对明朝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进攻，均在明军的奋斗抵抗下以失败告终。这时，瓦剌内部脱脱不花汗等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廷议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俘一年，也先见明朝也没有什么事端，派使者前来议和，景帝立刻将英宗迎了回来，称太上皇。
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深深爱戴，景帝加授他为少保，仍然掌管兵部，总督军务。
英宗复辟惨遭杀害
然而，于谦并没有在大家的赞叹声中失去理智，他将这一切的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加强明朝北部的防备了。同时，也就在于谦专心致力于军务之时，明朝内部正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权力争夺。英宗回到北京后，景泰帝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不许与外界交往，同时景泰帝还废了太子朱见深（英宗的儿子），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朱见济不久死去，于是再建皇储就又成为斗争的焦点。但是景泰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他死后再没有儿子可立为太子。于是有人提议再立朱见深为太子，这触犯了景泰帝的心病，遭到了残酷的拷问。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趁景泰帝病重之机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早朝时向大臣宣布：“太上皇现在已复辟，大家快快祝贺！”英宗复辟成功后，废景泰帝为郕王，没有几天他就死在西宫。
英宗刚刚复辟重登皇帝宝座，徐有贞就唆使谏议官员，以提议迎立襄王嫡生子为皇太子的罪名弹劾大学士王文，并且以此诬陷于谦，把他们二人都下狱治罪。经过有关狱司部门的审问与调查，并没有发现罪证，因为用来征调京外藩王的金牌和符敕都存在皇帝内宫之中，一件不少。徐有贞说：“虽然没有明显的迹象，但是他们已有那样的想法了。”显然是非要把王文、于谦治罪不可。当督御史萧维桢审判定罪，认定是谋反，准备判处死刑时，英宗又有些犹豫，惋惜地说：“于谦曾经立有大功啊！”徐有贞急忙上前奏道：“皇上如果不杀于谦，那么今日复辟的事可就事出无名了。”昏庸而残暴的英宗因于谦拥立朱祁钰为帝，也一直怀恨在心，听了徐有贞的一番话，终于下了决心。就这样，于谦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于闹市街头。
当年英宗被俘到蒙古时，朝廷大臣中有人主张与也先讲和，于谦说：“国家社稷是重要的，与此比较起来，人君皇帝并不很重要。”所以，也先虽然俘虏了英宗，但等于是空抱着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质罢了，正因为这样，英宗才得以还朝，然也因为这句话于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