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内论文：金天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欧潮泉：《论部落》（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陈庆英、史卫民译：《蒙古统治制度——（汉藏史集）节译并注释》（续一）（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1期）、杜荣坤：《论哈萨克族游牧宗法封建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高自厚：《裕固族社会制度的特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何星亮：《哈萨克族的制度文化》（载《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扎西东珠：《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阶段的真实写照——（格萨尔）所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浅析》（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袁同凯：《新疆哈萨克族黑宰部历史渊源考略》（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高婧：《统一前蒙古草原诸部的社会经济》（载《内蒙古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陈光国：《试论藏区部落习惯法中的刑法规范》（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洲塔：《试论甘肃藏族部落发展进程中的特点》（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安俭：《试论部落的性质和政治体制》（载《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马曼丽、安俭：《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1期）、安俭：《论部落制度在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5期）等等。
上述国内外的学术论文对研究游牧民族部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研究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材料还很零碎，也很不系统，这无疑给我们年轻的民族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阵地。因此，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要向老一辈专家学者学习，树立踏实的学风，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致力于民族学为现实社会的服务中，充分利用已发掘的有限的文献资料，从事科学研究，为我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第二节 关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研究状况
游牧业是指主要生产经济为全年牧放畜群且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居民跟畜群一起游动的粗放牧业这样一种经济类型，从事这一粗放型牧业生产的民族被称之为游牧民族。要对其部落制度进行完整的描述，就必须全面研究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如经济方面、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方面、习俗方面、物质文化方面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等等。对上述各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探讨一些对各个游牧民族来说都是共同的发展规律，找到了这些规律，不仅可以对各个时期存在于各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可以把他们归纳为统一的演变系统和阶段群体。
一、研究状况综述
关于部落问题的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对部落问题的研究是随着民族学的诞生而展开的。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和市场，强占殖民地。为了征服和统治殖民地，必须了解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状况，这就为民族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西方国家纷纷建立专门研究殖民地民族状况的组织，如法、英、德等国家分别建立了民族学学会，陆续组织考察队、探险队到殖民地各民族中开展调查，详细记录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俗，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和民族学专著、调查报告等资料。在美国以摩尔根为代表。他毕生致力于印第安人社会的调查和研究，撰写了《易洛魁联盟》、《血亲和姻亲制度》、《古代社会》等名著。摩尔根以丰富的资料和超人的见解，确立了原始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理论；建立了原始社会史的分期的框架；指出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普遍性；提出了人类婚姻和家庭的发展序列；探讨了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原因和途径；预测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摩尔根的这一历史贡献为民族学的创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后来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综合摩尔根的贡献，建立了民族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使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民族学的诞生，出现了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道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二是资产阶级民族学，从而形成了各种学派，且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变化，各种学派的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上讲，资产阶级民族学有两种特点：一种虽然立论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范围和方法不同，但不反对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这一点是相同的，因而仍具有进步意义；另一种则反对达尔文一摩尔根的进化论思想，企图否定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抗衡。所以说自民族学诞生起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资产阶级民族学两种不同的观点及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标志。这本著作源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又不是全部照搬，是批判的继承，是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创立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发展于列宁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等专著，是这一时期民族学理论的代表作。
对部落制度的研究，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确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则见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对部落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前景。1958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组织编写我国55个少数民族简史时，遇到了每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使人们开始关注民族过程中的部落问题。由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且受前苏联民族学观点和影响较大，对部落在民族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各抒己见，对部落概念的应用也不准确，再加上广大少数民族反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本民族称“部落”或“部族”，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于1962年春召开了“民族”一词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用“部族”，如果翻译困难，可加注释说明或用括弧中保留原文等办法来解决。这次会议以后，我国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已不再出现“部族”一词了。十年动乱时期，正常的民族学研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多年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蒙受了不白之冤，民族研究工作停滞不前。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常的学术研究恢复了，这给不太景气的民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学术界又开始了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整理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论著或资料。其中，国家民委等有关单位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和“中国少数民族”等五部丛书的资料比较丰富，但对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部落问题的研究较少，研究的也尚欠系统和深入。近年来出版和发表的一些专著和论文，对中国少数民族民族过程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涉及游牧民族部落制度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研究者以杨堃先生、林耀华先生、费孝通先生、杨建新先生、马曼丽先生、杜荣坤先生、金天明先生、欧潮泉先生、宁骚先生、陈庆英先生、王洲塔先生、王希恩先生等为代表。比如在杨堃先生的《民族学概论》中，就已提出“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部落制度尚均完整地存在着，甚至有的部落还是近一二百年内才开始形成的”。说明杨垄先生对阶级社会存在部落已给予认可，并没有把它当作残余来看待。只不过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金天明先生和欧潮泉先生在他们的论文《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论部落》中，就提到部落是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部落存在的时间很长，但它是以残余的形式而保留下来的。因此，对阶级社会的部落状况研究欠深入，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只要一提到部落，就认为是原始社会时期非常古老的东西，而忽略了部落在阶级社会中以其变态的形式而存在这一特点。因此，本书对阶级社会部落制度的探讨，是部落制度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点。
随着对部落问题研究的发展，以陈庆英先生和洲塔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在研究藏族部落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陈庆英先生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是研究藏族部落不可缺少的读本，虽然研究尚欠深入，但将我国藏族部落的形成、发展、演变，直到1958年部落制度的废除作了详细、全面的概括，形成了藏族部落研究的整体框架，并将部落终止的时间定位于1958年。笔者也同意陈庆英先生的这一观点。洲塔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甘肃藏区部落制度研究领域的藏族学者，他在《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一书中，摆脱了学术界多年认可的部落只存在于原始社会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阶级社会部落以其变态的形式融入阶级社会中的观点，并以甘肃藏区部落制度为例进行分析研究，指出阶级社会的部落是受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部落集“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渗透到甘肃藏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无疑对研究阶级社会部落结构开了一个好头。此外，我国台湾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问题、部落制度也有一定的研究，其中刘义棠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维吾尔研究》和刘学铫的《土尔扈特源流与考证校补》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对我们研究游牧民族的部落制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前苏联、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其中以前苏联的民族学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民族学学者的影响很大。如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等就是研究东西蒙古社会变迁的代表作。西方学者有关部落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作了介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但由于各自的关切点不同，有的在探讨和总结部落制度形成演变的规律等问题上仍缺乏应有的宏观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部落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的延续性缺乏应有的研究，故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他们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些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对部落制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王希恩先生的《民族过程与国家》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在学术上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王希恩先生在《民族过程与国家》中就提到了部落具有“政治系统”的观点。这为我们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