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李四光和许淑彬住在重庆市的北碚镇，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都沉醉于欢欣鼓舞的热浪中。
这时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不断来北碚镇看望自己的老师与师母，大家兴高采烈地对李四光说：
“所长，老师，抗战胜利了，我们该回南京去吧？”
李四光正值大病初愈，身体显得虚弱。但他更想早日回到南京重整大家共同创建的地质基业。为了慎重起见，他想先派人回南京看看现状之后再作决定。这时，他的学生赵金科刚从美国回来，李四光婉转地对他说：
“金科，所里的同事都想尽快回南京，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时局动荡，不知那里的情况如何？咱们当年的房舍是否可用？图书、仪器是否散失？这一切都不清楚啊……”
“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赵金科爽快地向李四光表示，“我现在正好单身一人，没有麻烦事，稍微收拾一下东西，立即上南京了解情况。”
“好啊！”李四光紧紧握住赵金科的双手， “一切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老师！”赵金科说着便去做启程的准备。
赵金科走后，中国地质学会第22次年会决定于1946年10月在南京召开。全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渴望再听李四光的讲演。李四光考虑自己还处于养病阶段，怕是不能如愿以偿，但又不能令大家失望，只好请俞建章代劳，记录自己的口述文章，题目为《中国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
俞建章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以来，20多年一直在李四光身边工作，现在又是本所的代理所长，恩师信任的得力助手，自然是全力以赴的。就这样，李四光躺在床上拿着提纲口述，俞建章摊开稿纸伏在床头柜上一笔一笔地忠实记录，还不时替恩师擦掉额头上的虚汗。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满头大汗呢？两人的汗水滴在一起，使俞建章终生不忘。这份手稿打印之后，征得恩师同意由他珍藏。50年代，他出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之后，仍把这份手稿带在身边，直至1980年在长春逝世。
李四光的人格和他的学识一样，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只要他提出主张，所有学生和同事都毫无二话地由衷奉行，因而凡在他身边上作过的人也大多成为祖国科技战线的栋梁之材。其中不乏大学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乃至地质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30年代初期，李四光收留的流浪毕业生许杰，更是一直在恩师身边工作，而且成为李四光的行政工作助手。50年代，李四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许杰曾任副部长。
话说回来，李四光在重庆养病期间，同样引起国民党政要的关注，尤其是王世杰亲来探望。这时的王世杰地位更加显赫，曾任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自然是以老同学和老朋友身份看望李四光，而且一再要给李四光经济上的周济。李四光夫妇也对王世杰的到来以朋友相待。但是谢绝他的金钱资助。随之又有宋子文的登门拜访。毫无疑问，宋子文的来访显然出于蒋介石的授命。蒋介石深知李四光与宋庆龄索有交往，想利用这位“国母”的令弟亲自出面，至少不会给予难堪。宋子文的来意则开门见山，请求李四光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无需详述，照例得到婉言谢绝。
不久，赵金科完成了李四光交办的各项任务。他由重庆飞到南京，接收了当年的房舍和在地下室存藏的一切资料和设备。接着又奔赴庐山，可惜当年的所有东西全被日寇运走了，其中还包括李四光早年在东京与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离开庐山，赵金科又来到上海，接收了日寇侵占期间研究所的残存图书和仪器，赵金科马不停蹄地一口气跑完了应该奔跑的3个基地。人们说，国民党官员到处接受金银财宝，横发国难之财；赵金科却是东跑西颠接受一堆纸片、书本和仪器。个人腰包却空空如也。这就是赵金科——一位李四光培养的普通学生。
李四光了解到这些情况，与研究所的同事共同决定分期分批地东进，曾经借到外单位工作的人也都陆续回到李四光的身边，共计30多人。但是，李四光知道，蒋介石政府也必然迁回南京定都，因为厌恶这帮军阀政客的嘴脸，他决定与许淑彬在俞建章的陪同下，由重庆乘船先去上海。
船到武汉三镇要停留一段较长时间。这时湖北的亲戚朋友都赶到码头来看望他，特别是见到久别的爱妹李希白，使他热泪盈眶。一别8年，在此相逢，兄妹之间该有多少话想说啊！如今，父母已经长眠地下，还有什么能够取代一奶同胞的骨肉亲情呢？然而，他仅仅是路过乡土，暂短相逢又是泪别，谁能理解兄妹之间肝肠欲裂的内心苦痛……
船到南京，也要停留一段时间。妹妹挥泪告别的音容还在跟前浮现，想不到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一行笑容可掬地登上船舱。李四光突然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来了？他上船舱来干什么？
朱家骅原来也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为国民党内CC集团的头目之一。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之后，朱家骅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眼下，他自然是以院长身份来欢迎李四光等重归南京。此刻，赵金科和斯行健等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也都纷纷登上客轮。原来，俞建章在出发之前，曾给地质研究所发出电报，告诉大家李四光夫妇和自己将先到上海，希望大家暂勿念。朱家骅由此获得了信息，特到船舱劝说李四光夫妇留在南京，并且刚说上几句话，便把一叠钞票递给许淑彬，笑嘻嘻地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啊。这点钱就算我赠送二位的一点健康保养费吧。”
许淑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四光马上回敬说：
“不能收，不能收。我们再穷，可看病的钱还是不愁的。”
许淑彬见状，立即把钱塞进朱家骅的皮包。
李四光接着对朱家骅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打算在南京上岸，船票是直达上海的。我现在患有心脏病和失眠症，约好了大夫在上海专等，留在南京是要失去信用的。地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早已由端甫（俞建章）代理。公事方面。请朱院长直接与端甫联系，还望多多关照。”
朱家骅一时觉得特别尴尬，但又找不出继续挽留李四光的任何理由，加上他深知这位李教授的刚直性格，也只得无可奈何了。
李四光来到上海之后，想领人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旨在考察西北黄土高原和天山山脉的地质状况。他先派学生孙殿卿再回重庆一次，找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老同乡、好朋友董必武征求意见。董必武非常怀念并关注李四光，尤其担心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人身安全，深情地对孙殿卿说：
“我们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不能去看望他，怕反而给他带来麻烦。请你转告仲揆先生，新疆是不能去了。我们那里的人已经几乎被他们（国民党反动势力）搞光；到解放区去，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内战发展很快，蒋介石尽管在尽力挣扎，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我们代表团（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多久。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可不注意。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李四光听完孙殿卿的转述什么都明白了。他感谢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保护，更对蒋介石再度发动内战而深恶痛绝。时逢伦敦正在筹备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的召开。1947年7月14日，中国地质学会公推李四光和尹赞勋为代表出席国际地质盛会。当时，由于经费短缺，只有李四光一人成行。
1947年9月，李四光夫妇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夫妇及化学系教授丁绪贤夫妇等邀请，出国之前来杭州小住，既畅叙友情又考察浙江一带的地质状况。竺可桢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颇有造诣的气象学家，更可以和李四光切磋学术。这时，李四光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沈鸿烈，以浙江省政府主席身份设盛宴款待老学友。
从老学友的情分上，李四光当然感谢沈鸿烈的一片真情。但是想到前不久曾有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4人被国民党特务残害而难免不为沈主席管辖区域出现如此暴行感到遗憾。因此，尽管沈鸿烈对李四光的接待很殷勤，也均未获得李四光的丝毫谅解。
李四光抱着与对待王世杰的同样态度面对沈鸿烈。朋友毕竟还是朋友，志同道合密切来往，政治上分道扬镳则敬而远之。他就是这样于1948年2月，带着对竺可桢、丁绪贤和浙江各界忠实朋友的真诚谢意，怀着对沈鸿烈等一类学友的遗憾，返回上海，携着爱人许淑彬共同启程奔向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