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敦煌当地历史、社会及敦煌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发现敦煌自吐蕃统治以来到北宋沙州归义军统治终结的二百多年间，敦煌当地佛教已从“厌世弃俗”、“超世脱俗”转向既重来生、又重今世；向往西方净土，又祈求西方净土降临人间；既重佛缘，又珍爱人世亲缘，完全演变成一种“入世合俗”、与正统佛教大相径庭的新型佛教。笔者拟名为“敦煌世俗佛教”64。此项研究，以当地佛教活动及僧尼、信徒的信行实践为依据，如实加以描述，与以往用佛学轨范的模具来浇铸佛教形象的方法截然不同，得出的结果亦迥然不同。“敦煌世俗佛教”研究，给敦煌佛教研究以及中国佛教研究带来新的理解，对敦煌佛教研究和中国佛教研究旧有模式带来新的突破，一变敦煌佛教研究及中国佛教研究的方法、思路，意义十分重大。
敦煌民俗学
敦煌民俗学是研究敦煌中古时期民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观念、流行模式的学科。它同敦煌历史、社会、经济、民族、宗教、语言、艺术、文学以及医药、卫生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为上述多种学科提供帮助。
敦煌民俗有明确的地域限制、大众性质和乡土特点，可以说是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博物大观。通过民俗事象的陈展，人们可以深切感触到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呼吸脉搏、五官七窍和精神体魄，因而成为感知和认识敦煌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方法门径。
敦煌民俗事象保存相当丰富，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文字的，又有图像的，既有地上的，又有地下的，既有活人的，又有死人的（主要是墓葬中保存的资料）。具体来说，敦煌石窟、遗书、其它地面遗址地下遗存以及史志文献中都有所保存，这些数据涉及敦煌民间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伦社交、习惯禁忌、物资生产、精神生活等方方面面，是我国古代民俗学中一个丰富多彩的地方品种。
有一种说法把敦煌民俗学的性质范围过分放大，认为敦煌民俗学“不是中国地区性的民俗学，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民俗学”65。这种说法既抹杀了敦煌民俗学的存在，又混淆了中华民俗学时空界限，为识者所不取。
敦煌民俗学研究，可以说起步虽早而成立甚晚。它的起步，可以从1925年刘复先生在《敦煌掇锁》中有意识刊布介绍一批敦煌民间文学、民间契据、诉讼析产、禁忌婚俗以及方言俗语等多种敦煌民俗资料算起。此后，学者对这批资料进行研究，开始接触敦煌民俗的若干方面。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者又对敦煌壁画中的风俗画、装饰图案及衣冠服饰进行研究，揭示出一批有关敦煌民俗的图像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敦煌民俗研究的内容。又有不少研究者通过敦煌俗文学、婚丧、禁忌、结社、借贷、节令、游乐等方面的研究，阐释敦煌民俗事象，进一步开拓了敦煌民俗的研究范围。1983年，在兰州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南京大学高国藩先生向大会提交了《敦煌民俗学简论》一文，提出“敦煌民俗学”这一命题，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从此，敦煌民俗学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得以成立。
1989年，高国藩先生出版了《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尽管这几本专著存在某些问题和不足，然而毕竟初步建立了敦煌民俗学的基本框架，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高氏二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过显著贡献，例如仁井田陞、那波利贞、赵守俨、罗宗涛、王三庆、郑阿财、张弓、谭蝉雪、郑炳林、黄正建等人。
随着敦煌民俗学研究的展开，也开始出现关于敦煌民俗的概念和体系上的困扰，需要尽快地建立敦煌民俗学科学的概念及其纲目体系，从而引导敦煌民俗学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敦煌文学
敦煌文学是指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对敦煌地区古代文学活动和文学人物的研究。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本地产生的作品，这是敦煌文学中的主体性材料和特征性成分；另一个是来自外地和外国的文学作品，这是敦煌文学中引进的补充性成分。敦煌在西汉开拓之前，虽有古代民族居住，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西汉开拓以来，中原移民来此，才带来了中原文学。所以西汉时期的敦煌文学，基本上是中原文学的移植。东汉以来，随着定居移民的世代繁衍，才渐渐产生了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两晋以来，敦煌在佛教影响下产生了佛教文学作品。到了唐、五代，敦煌文学的地方特点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源自中原文学却足以同中原文学加以区别的敦煌文学。
从作品内容的性质来分，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世俗文学是敦煌文学最有价值的部份。宗教文学以佛教文学为大宗，又有道教文学、景教文学之类，可为我国古代宗教文学拾遗补缺者不少，宗教文学对敦煌世俗文学起到过很大的渗透和催化作用。
从敦煌文学作品的民族属性分，可分为汉文学和民族文学两部份。汉文学作品从语言风格和性质形态上加以区分，又可以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两大系统。雅文学主要是中原传来的诗、赋、文章和当地文人刻意求雅之作；俗文学主要是当地知识分子、官吏、学郎、僧侣、道士较为本色的创作、改编以及口耳相传的纪录品。敦煌俗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形象丰富，形式新鲜多样，是敦煌文学中价值最高、收获最大的部份。
民族文学包括天竺文学、于阗文学、吐蕃文学、突厥文学、回鹘文学，还有一件高丽文学作品（慧超《往天竺国行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较少，但毕竟在敦煌流传产并发生过影响，同样是敦煌文学中的宝贵资料。由于这类民族文学作品在其他地区和我国传世文献中极少保存，其价值就显得特别珍贵。
总的来看，敦煌文学的艺术造诣远不如中原文学，尤其不足与中原名家之作相比美。但是，作为古代文学中一个远离京城的地方品种来说，它恰恰保存了这样一个极为难得的地方文学典型，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在全面反映六朝、唐、宋时期某一地区的文学创作，文学境界和文学功用方面，除了敦煌文学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的地方性典型。
敦煌文学不可忽视的价值，还在于它为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宋文学）补充了一大批失传的文学作品，还保存了一批失传的文学体裁。例如变文、讲经文、押座词、解座词、话本、词话、故事赋、曲子词、俗调俚曲、原始诸宫调、景教译诗、商业文学――店铺叫卖口号、王梵志白话诗、韦庄《秦妇吟》、规模宏大的五言诗体道经《长乐经》等等，一大批闻所未闻或闻而未见的新资料，在乐舞文学、讲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探原研究方面使人大开眼界，对我国文学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敦煌文学资料的刊布，其中主要是敦煌文学作品的刊布，以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和蒋斧《沙州文录》为最早；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集中刊布了《季布歌》、《降魔变》、《维摩诘变》、《欢喜国王缘》、勾道兴《搜神记》、韦庄《秦妇吟》、《云谣集曲子三十首》、《小曲三种》、《俚曲三种》等，分属于变文、讲经文、词文、小说、诗、词、俗调、俚曲之类的一批文学作品，可以说第一本敦煌文学作品选集。此后，刘复《敦煌掇琐》，郑振择《佛曲叙录》，向达《敦煌丛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向达等《敦煌变文集》（上、下集），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敦煌变文集补编》，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王重民《补全唐诗》，巴宙《敦煌韵文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上中下三册），饶宗颐《敦煌曲》，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伏俊连《敦煌赋校注》，张锡厚《敦煌赋汇》，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歌校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等，都是敦煌文学作品辑录方面颇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敦煌遗书四处流散，收集敦煌文学作品的工作困难重重，所以迄今未能编出一本《敦煌文学作品全集》，因此，今人仍不能得睹敦煌文学的全貌。
六朝至唐宋时期敦煌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指这一时期当地文学创作、译介、移植、传播、流通和功能作用、社会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敦煌遗书中都有所保存或有所反映。
敦煌文学的研究工作，从1909年罗振玉等人刊布敦煌文学作品之时已经开始。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小说》（见《东方杂志》第十七卷八号），吹起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号角。此后中外研究者陆续而起，名家辈出，形成了敦煌学诸分支学科中阵容最为强大的队伍，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也成为敦煌学成果中最多最突出的部份。作出贡献的研究家很多，除了前面已举出的二十几位外，我国还有胡适、容肇祖、徐嘉瑞、孙楷第、陈寅恪、唐君毅、夏承焘、周一良、关德栋、杨公骥、苏莹辉、程毅中、张鸿勋、柴剑虹、颜廷亮、罗宗涛、雷侨云、黄永武、金荣华、邱双友、谢海平、林聪明、郭长城、郑阿财、朱凤玉、孙昌武、陆永峰、王志鹏等，外籍华裔学者则有陈祚龙、吴其昱、巴宙等。外国学者如戴密微、狩野直喜、羽田亨、青木正儿、入矢义高、金冈照光、孟列夫（孟西科夫）、梅维恒等。敦煌文学研究论著，除上面提到的著作之外，重要的有以下几种：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潘重规《敦煌变文论文集》、《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敦煌词话》，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雷侨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陈世福《敦煌斌研究》，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下两册），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颜廷亮、赵以武《<秦妇吟>研究汇录》，陈仁之、颜廷亮《云谣集研究汇录》，张锡厚《王梵志诗研究汇录》，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敦煌说唱文学概论》，郭再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项楚《敦煌诗歌导论》，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等。
这方面的研究，不足的是对敦煌民族文学、敦煌特有体裁和稀见题材作品以及敦煌文艺学的研究较为薄弱。这表明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不甚平衡，有待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