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甘蔗制糖及甘蔗育苗法463
西天五印度464出三般甘蔗465：一般，苗长八尺，造沙唐(糖。下同，不重校)多不妙；第二，挍一二尺矩〔短〕466，造好沙唐，及造最上煞割令467；第三般亦好。
初造之时，取甘蔗茎，弃却叶468，五寸截断，着大木臼，牛拽，拶出汁469。于瓮中承取，将于十五个铛中470，煎。捉写〔泻〕一铛。著筋〔筯〕、 ［置］小〔少〕许471，冷定，打，若断者，熟也，便成沙唐。不折，不熟；又煎。
若造煞割令，却于铛中煎了，于竹甑内盛之，禄(漉)水下，闭门〔闷〕满十五日开却，着瓮承取水，竹甑内煞割令禄〔漉〕出干后，手遂〔挼〕一处亦散去，曰煞割令。其下来水，造酒也472。
其甘蔗苗茎，似沙州、高昌糜，无子。取茎一尺尺截，埋于犁垅便生。其种甘蔗时，用十二月473。
敦煌汉简（选二件）
教诲诗474 佚名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475；
月不可视兮风非沙476。
从恣蒙水诚江河477；
州流灌注兮转扬波478。
辟柱槙到忘相加479；
天门徕小路彭池480。
无因以上如之何481！
兴章教诲兮诚难过482。
悬泉汉简483
（前略）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484，五月丙戌发祿福485。度用庚寅到渊泉486。
1 《周易注疏》卷一乾卦“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
2 宋·冯椅《厚斋易学》卷四十八《易外传》第十六《文言》。
3 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序列分类中，将敦煌学排在历史学?隋唐史?历史文献学下，列为历史学下的三级学科。这样的分类、排序及列目都很不妥贴，亟须调整。
4 陈寅恪《敦煌劫馀录序》。见陈垣编《敦煌劫馀录》。1921年，北平。又收入《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增订版，页1399。
5 ［唐］张说《张燕公集》卷十八《赠太尉裴公（行俭）神道碑》：“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贺延碛中，遇风沙大起，天地暝晦，引导皆迷。公因命息徒，至诚?祷，徇于众曰：‘井泉不逺。’须臾，风至氛开，有香泉丰草宛在营侧。后来之人莫知其处，此乃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玄奘传》）卷一
7 敦煌郡建立的时间，《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记载不一。今从《武帝纪》。
8 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
9 《周礼·夏官·廋人》：“马，八尺以上为龙。”又，《公羊传·隐公元年七月》何休注曰：“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
10 《说文·革部》：“勒，马头落衔也。”段玉裁注：“落、络古今字……《释名》‘勒，络也。络其头而引之。’……此云‘落衔’者，谓落（络）其头而衔其口，可控制也。”）
11 敦煌郡户口数，见《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条。同书《地理志上》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口”下颜师古注云：“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
12 敦煌遗书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载，西凉时敦煌县有高昌里。疑汉破车师，虏其民，安置于敦煌，为之置里，故敦煌县有高昌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供养人题名有“滑□安”、“滑黑奴” 、“（滑）昔海”、“滑一”等滑姓人氏。滑姓出自滑国，《梁书·滑国传》云“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知敦煌确有高昌国遗民。
13 武周圣历年代，吐谷浑部摆脱吐蕃统治，归投敦煌。敦煌为置从化乡予以安置。
14 此处所说的“莫高窟经营史”，仅指在这片小绿洲内兴起佛事而言。若论这片小绿洲的发现与开发，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笔者前已论之。
15 见魏长洪、何汉民译《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233页。
16 鄂登堡测绘的莫高窟诸窟平面图，今仍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方部。
17 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物经眼记》，（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38页。
18 据荣新江《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见《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19 同上引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87页。
20 见同上引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17页，23页，86页。
21 同上引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18页。
22 见斯坦因著《沙埋和阗废墟记》第五章。段晴等译本，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９月第１版，55页。
23 转引自（英）珍尼特·米斯基著《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田卫疆等译本，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１月第１版131页。原注云引自印度档案馆外交部卷：边界Ｇ，1901年４月。376号。
24 莫高窟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龛碑》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镌岩，造窟一龛。”按前秦建元二年前后，前秦版图西止於天水，遥距敦煌三千余里。是时，敦煌属前凉张天锡治域，当用前凉升平年号纪年，时为前凉升平十年（366）。后至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攻凉，张天锡降，前凉亡。此云“秦建元二年”，显系前凉亡后敦煌已纳入前秦版图时之追记。详见李正宇《乐僔史事篡诂》，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总第4期）。
25 段文杰《敦煌石窟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283页。
26 郑汝中《敦煌壁画乐器研究》，见郑汝中著《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75页。
27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文中王道士自称：“道末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王道士死后百日，其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为之造墓立碑，墓碑今仍在莫高窟接待部门前。碑名《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碑载其名作“王圆箓”。本文从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作“王圆禄”。
28 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57页载：“据王道士所讲，8年前他来到千佛洞时，藏经洞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盖。”金荣华先生推测，斯坦因访问莫高窟之时为1907年5月，上推至“8年前”，为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见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105页。
29 张大千《漠高窟记》及谢稚柳《敦煌石室记》均揭出杨先生名“杨河清”。 张、谢二位先生曾于20世纪40年代初来敦煌考察临摹，张大千先生还在莫高窟居留两年多，同敦煌耆老多有交往。“杨河请”之名，当是敦煌耆老告知者。笔者于1990年6月访问敦煌老人、敦煌市政协委员程晖、宋荣先生，亦云杨先生名杨河清。
30 关於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年份，说法有二：（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说，以《王圆禄墓志》为代表；（2）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说，以王圆禄《催募经款草丹》为代表。本文从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所载年份。关於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具体月日，有五月二十五日说（见《王圆禄墓志》）和二十六日说（见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据实而论，则是五月二十五日夜，杨、王二人打开藏经洞，检视取物后又予以封堵，事毕，已是二十六日凌晨。故两说并不矛盾。此外，又有“庚子孟夏”（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说（见莫高窟第17窟南壁《重修千佛洞三屋楼功德碑记》），未言具体日期，本文不取。
31 常书鸿先生也多次从莫高窟上寺老喇麻易昌恕的口中听到同样的讲述。见叶文玲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302页。
32 同上引叶文玲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303页。
33［德］勒柯克著、郑宝善译《新疆文化之宝库》，见《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233页。
34 见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页64－70。
35 见李正宇《‘以千骑降夏’的‘瓜州王’是谁》《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36 周不显《敦煌佛经考略》，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二期。本条所述，皆据周氏之文。又，陈寅恪先生指出：“藏文正《藏》中有法戒译《圣无垢称所说大乘经》六卷，共十三品，其书译于中国北宋之世。”（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此系后世所出，故唐代之《净名经关中释钞》不及载之。
37 参阅拙撰《重新认识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收入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月出版。
38 参阅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39 关于《一神论卷第三》、《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四种，也有学者（如林悟殊、荣新江等）认为系近人伪托之作。
40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五十七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8月版，117页。
41 见徐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31页载“本书收集到敦煌藏经洞出所（儒家）经籍写本320号”；而同书458－465页所附《卷号索引》，著录了358号，其中色括有非出自敦煌者。
42 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序》。
43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
44 参见李正宇：《论敦煌曲子》。见《台北第二届唐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45 见李正宇《试论敦煌所出<禅师卫士遇逢因缘>――兼谈诸宫调的起源》《文学遗产》，1989年3期。
46 见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47 参阅梁粱（梁尉英）：《方角书一首试释》，见《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48 参阅李正宇：《敦煌十字诗图解读》，见甘肃《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49 参阅李正宇：《敦煌出土的四首特型诗及其破解》，见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50 参阅李正宇：《叫卖市声之祖――敦煌遗书两首店铺叫卖口号》，见郑州《寻根》杂志，1997年第4期。其后，作者又将此文加以修订，修订本刊在《甘肃文史》2006年第2期。
51 见李正宇《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5月；及《敦煌遗书硬笔专法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年12月。
52 参阅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兼论书法史观的革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53 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编《木铎》第8期。1979年12月出版。
54 《说文解字· 部》：“有所绝止， 而识之也。”
55 《说文解字· 部》：“有所绝止， 而识之也。”
56 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论敦煌舞谱的格式与内容云：“开头标明该谱所用的曲调名称（谱名）；然后，是一段提纲契领的说明性文字，简练地说明该谱的节奏、节拍（或许还有歌、舞配合的关系，即谱中“送”与其他谱字的组合关系以及‘打×曲子送’之类的说），我将它称之为序词。”（《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87页）。S.785、S.5613、S.7111三谱，仅残存曲名及序词。
57 G8083指英国翟理斯编《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之8083号文书编号。G取Giles(翟理斯)开头字母。下同，不另说明。
58 参阅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59 《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康熙）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十七年……三桂年六十有七……以三月朔称帝，改元昭武……俄病噎，八月又病下利，噤不能语，召其孙世璠于云南，未至，乙酉，三桂死……世璠，（吴）应熊庶子，留云南。奔三桂之丧，至桂阳，其下拥称帝，改号‘洪化’ 。”
60 《平定三逆方略》卷六十载：康熙二十年，大将军、贝子彰泰、頼塔等“于十月初八日统率满汉官兵进薄（昆明）城下，并力环攻。贼势惶迫无措。二十八日夜，伪将军线緎、呉国柱、吴世吉、黄明、原任都统何进忠、原任巡抚林天擎等谋擒逆首呉世璠、郭壮图以献。世璠闻变自杀；壮图及其子宗汾皆自刎死。二十九日，緎等率众出城降，遂擒首谋献计之伪大学士方光琛及其子学潜、侄伪学士学范至军前，磔之。戮世璠尸，传首京师。彰泰等以闻。”
61 王三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本价值试论》，见《190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7月版，473－504页。
62 “敦煌学”这一命题，最早是日本石滨纯右郎1925年在大阪怀德堂夏期演讲时提出的。详见王冀青：《论“敦煌学”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后又在所著《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书中有详尽的论述。中国学者认可并正式使用“敦煌学”这一命名，则以陈寅恪先生为最早。
63 据清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石刻文字九十九”所引。
64 参阅李正宇《重新认识八至十一世纪的敦煌佛教》，收入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转型期的敦煌学：绝承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5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导言》第5页。
66 张荫麟《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国写本瞥见记》，原刊《国闻周报》11卷21期，1934年６月出版，署名素痴。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下册，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９月版，1051页。
67 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８月版，３页。
68 见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家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185页及187页。
69 转引自王冀清《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83页。
70 本件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卷断残为二，编号分别为P.3557、P.3669。在P.3669号卷背骑缝写有“沙州敦煌县效谷乡大足元年籍”，并在“沙州”之上盖“沙州之印”一方；
在县、乡名上盖有“敦煌县之印”三方。本节，自P.3557摘录，是关于邯寿寿一户的户帐。此帐登录了该户户主及本户各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课户或不课户，课赋若干，均田制下应受、已受及未受田亩数，各块田地所在及四至等。可以说，既是户籍又是田籍，又是课赋底册。其底本，原属乡籍，经汇总到县，连为县籍；再总汇到州（郡），又连为州籍。本卷钤有“沙州之印”及“敦煌县之印”，表明本件实属州籍。唐代州、县、乡籍，史多有述，而原物一无传世，至清末方在敦煌发现，人们才借以获得关于唐代州、县、乡籍形式、内容、性质、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感性认识，并进而探讨唐代州、县州、县、乡三级对户籍的调查、管理及课赋依据，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等多方面问题极为难得的资料。
71 白丁：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令：男女21岁成丁，供役；60以上为老，免役。白丁，即21岁以上无勋爵职任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