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上的问题
据我看来，任何文化的最后试验是：这种文化所产生的是哪一类的夫妻父母？与这么一个简单而严肃的问题比较起来，其他的各种文化的产物——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成不甚重要的东西了。
当我的同胞绞尽脑汁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我总送他们这一服减轻痛苦的药剂，这已经成为我的妙计，因为这种药剂始终很有功效。研究西洋生活和学术的人，无论是在中国或留学外国，对于西方的伟大成就——由医药、地质学、天文学，到摩天大楼、美丽的汽车公路和天然色彩的奴相机——自然是惊叹不置。他也许会赞颂这些成就，或许会因中国没有这些成就而感到惭愧，或许一面赞颂，一面感到惭愧。他产生一种下等错综的心理了，过了一会，你也许会发现他竭力在维护东方文化，态度骄傲，慷慨激昂；可是事实上他是不知所云的。为表示他的坚决的主张起见，他也许会排斥那些摩天大楼和美丽的汽车公路，虽则我至今还没有看见什么人在排斥一个精美的照相机。他的情形是有点可怜的，因为这么一来，他失掉批判东西文化的资格了，因为他不能作稳健合理、平心静气的批判。他给这种下等错综的思想所迷惑，所纠缠，是很需要一服中国人所谓“定心剂”，以压低他的热度的。
我所提议的这么一种试验有一种奇怪的效力，它能把文明和文化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搁在一边，使人类在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方程式下完全平等。这样，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仅仅变成一种工具，以创造更好的夫妻父母为最后的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既然是夫或妻，百分之百的人类既然都有父母，婚姻和家庭既然是人类生活上最切身的关系，那么，那种产生更好的夫妻和父母的文化，便能够创造更幸福的人生，同时，这种文化便也是更崇高的文化。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男女的性格，是比他们所完成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每一个少女对那种能给她一个更好的丈夫的文化，是应该表示感激之心的。这种事情是相对的，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其理想的夫妻和父母。获得良好的夫妻的最佳方法，也许是实行优生的原理，这可以使我们在教育夫妻方面省却许多麻烦。在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如果忽略了家庭，或视家庭为无关重要的制度，结果定将造出一些更劣等的产品。
我知道我已经谈到生物学的问题上去了。我是属于生物学的，每一个男女都是属于生物学的。“让我们属于生物学吧”，提出这种口号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事实上是属于生物学的。人人都在生物学上感到快乐，在生物学上感到愤怒，在生物学上立定志向，在生物学上信仰宗教，或在生物学上酷爱和平，虽则他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们大家既然是生物，自然不免都出世做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长大之后结婚生子。每个男女都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个男人都终身和女人共同生活，成为男女孩子的父亲；每个女人也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个女人都终身和男人共同生活，生男育女。有些人不愿做父母，象树木花草不愿产生种子去赓续它们族种的生命一样，可是没有人能够拒绝有父母，正如没有树木能拒绝由种子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任何一种人生哲学如果不讲求这个根本的关系，便不能说是适当的哲学，甚至于不能说是哲学。
可是，仅仅男女的关系还是不够；这种关系必须以婴儿的产生为结果，否则便是不完全的关系。文化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剥夺男女产生婴儿的权利。我知道这在目前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知道今日有许多男女不结婚，也有许多男女结婚以后为了某种原因不愿生男育女。据我看来，不管原因是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没有把子嗣遗留给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恶。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身体上的关系，那么，那个身体是退化的，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生活程度太高，那么，生活程度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婚姻的标准太高，那么，婚姻标准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一种个人主义的荒谬哲学，那么，那种个人主义的哲学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那么，那个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是错误的。也许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在生物学方面更有进步，更了解我们自己做生物的地位时，男女会看见这个真理。我相信二十世纪会变成生物学的世纪，象十九世纪变成比较自然科学的世纪那样。当人类更会了解自己，知道反抗天赋给他的本能是徒劳无功时，他一定更会赏识这种简单的智慧。当我们听见瑞士的心理学家琼格（Jung）劝那些来求医的有钱的女人回乡去生子，养鸡，种红萝卜时，我们已经看见这种逐渐生长的生物学智慧和医学智慧的征兆了，那些有钱的女病人的问题是在她们缺乏生物学上的机能，或她们生物学上的机能太低级，太无用了。
自从有史以来，男人还不曾学会怎样和女人共同生活。虽然如此，男人却是和女人过着共同生活的，这真是怪事。如果一个男人知道人类要出世都需要一个母亲，那么他便不能对女人说坏话。他由出世到死亡始终是给女人围绕着的，母亲、妻、女儿等等，如果他不结婚，他还得象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那样，靠着他们的姊妹过活，或者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那样，靠着他的女管家过活。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母亲或姊妹维持一种正常的关系，那么，无论什么优越的哲学都不能拯救他的灵魂；如果他甚至和他的女管家也不能维持正常的关系，愿上帝怜悯他吧！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和女人维持正常的关系，如果过着一种邪曲的道德生活，象王尔德（Oscar Wilde）那样，而依然在喊道：“男人不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也不能离女人而生活！”他的心中是有着某种悲哀的。所以，由一个印度故事的作者那时到二十世纪初叶王尔德的时候，人类的智慧似乎不曾有过一时的进步，因为那个写出创造天地的印度故事的作者，在四千年前所表现的思想，和王尔德的见解颇为相同。据这个创造天地的故事说：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撷取花卉的美丽，禽鸟的歌声，虹霓的色彩，微风的轻吻，波浪的大笑，羔羊的温柔，狐狸的狡猾，白云的任性和骤雨的多变，而把它们造成一个女人，给男人做妻子。印度故事中的亚当是快活的，他和他的妻子在美丽的大地上漫游着。过了几天，亚当跑来对上帝说：“把这女人领开去吧，因为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上帝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领开去了。于是亚当觉得孤独，依然不快活；过了几天，他又跑来对上帝说：“把我的女人还给我吧，因为我没有她不能生活。”上帝又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还给他。
再过了几天，亚当跑来请求上帝说：“请你把你所造的这个夏娃领回去吧，因为我绝对不能和她共同生活。”智慧无限的上帝又答应了。后来亚当第四次跑来找上帝，诉苦说：他没有他的女伴是不能生活的。在这个时候，上帝要他立下诺言，说他不要再改变主张，说他要和她同尝甘苦，尽他们的能力所及，在这世上过着共同的生活。我想甚至在今日，这幅图画根本还没有什么改变。
独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
当我们接受这么一个简单而自然的生物学的观点时，两种冲突是不可免的：第一，个人与家庭的冲突，第二，乏味的智能哲学和比较温暖的本能哲学之间一种更深刻的冲突。因为个人主义和智能的崇拜会使一个人忽略了家庭生活之美；而以个人主义和智能的崇拜而言，前者不象后者那么有害。一个相信个人主义，实行个人主义的人，还可以做智者，可是一个相信冷静的头脑而排斥温暖的心的人，却不免变成傻瓜。以家庭的集合主义为社会单位而言，我们还可以找到代替物，可是一个人如果失掉匹偶和父性与母性的本能，便找不到可以代替的东西。
我们开头必须有一个假定：承认人类在世上不能单独生活而得到快乐，他必须和周遭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集团发生联系。一个人的自我不是限于他的身体的大小，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自我会跟他的智能活动和社交活动而发展。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无论在什么政体之下，一个人所注意到的现实生活不会跟他的国家或时代共同扩张，而只限于他所认识的人和他的活动范围，这个较小的范围就是我们所谓“更大的自我”。他就在这个社会单位中生活着、活动着、生存着。这么一个社会单位也许是一间教区，一间学校，一间监狱，一间商店，一个秘密团体，或一个慈善机关。这些东西也许会代替家庭做一个社会单位，有时甚至完全取家庭的地位而代之。宗教或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也许会吸收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可是在这一切集团中，家庭依然是世界上惟一自然的单位，惟一在生物学上有真实性的、令人满足的、有意义的单位。这个单位是自然的，因为每一个人出世时已经是在家庭里了，而且，他终身是和家庭发生关系的；它在生物学上是有真实性的，因为血统的关系使人类看得见这么一个更大的自我。一个人如果不能使这种自然的集团生活圆满，在其他的集团中便也不能有圆满的生活。孔子日：“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除了这种集团生活的重要之外，人类只有在和一个合适的异性过着和谐的生活时，才能尽量表现自己，成全自己，达到性格上最高的发展。
女人的生物学的意识比男人更深刻，所以她是知道这一点的。中国的一切少女在下意识里都在梦想着那件结婚时所穿的红衣和那顶花轿，一切西洋少女也在梦想着那条结婚时罩在头上的薄纱，和举行婚礼时的钟声。大自然赋给女人的母性本能是太强烈了，人造的文化是不能轻易加以破坏的。我相信大自然在创造女人时，是使做母亲的功能比做伴侣的功能更为重要的，大自然赋给她一些比较适合于做母亲的智能特质和道德特质，使这些特质在母性的本能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统一——现实的感觉，判断力，对琐碎细事的容忍，对弱小无力的东西的爱怜，照顾他人的欲望，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个人的偏见和情感上的偏见，以及一种对周遭事物的个人见解。所以，当一种哲学脱离了大自然的观念，忽略了这种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质和生存中心意义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时候，这种哲学是走上迷路了。一切女人，无论是未受教育者，或受过健全教育者，其母性的本能是永远不会受压制的，这种本能在儿童时代就表现出来，由青春到成熟的时期更是越来越强烈的；在另一方面，男人对于父性的本能，大抵总要到三十岁以后，或到他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或女儿时，才意识到。我想二十五岁的男人是不会想到他做父亲这么一回事的。他只是爱上一个女人，偶然生了一个孩子，把这些事情忘得干净，而同时他的妻子的思虑却完全给这个孩子占据了去；后来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感到他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可以带到市场去给朋友们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父亲了，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男人想到他们做父亲这件事时，很少不觉得可笑的，除了这可笑的感觉之外，他们是不大去想这种事情的；在另一方面，生产或怀孕在女人的生活上也许是最严重的事情，结果将改变她的整个生命，改变她的性格和习惯。当一个女人怀了孕的时候，世界在她看来是变了样子了。从此以后，她对于自己的人生使命或生存意义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了。
人生需要她。于是她实行她的功能了。我看见过一个娇生惯养的中国富家独生女，在她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为了看护孩子，弄得废寝忘餐，其英勇的样子真是罕见。在大自然的计划中，这一类的父性本能是不需要的，而且是不存在的，因为男人和雄鸭或雄鹅一样，除了供给了雄性的遗传因子之外，对他的后嗣是不大关心的。所以，当这种生存的中心动力没有表现出来，不能发生作用时，女人在心理上受苦最深。只看美国文化让那么多优秀的女人不结婚（不是女人自己有什么缺点），美国文化对女人的爱护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相信美国婚姻上的不协调，大抵是由于女人的母性本能和男人的父性本能不能融合所致。所谓美国青年的“情感不成熟”（emotional immaturity），除了这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外，真找不到其他的解释；因为那些男人都是在一种养尊处优的社会制度中生长起来，缺乏那种女人更强烈的母性本能所产生的负责任的思想。如果大自然在女人生理上预备做母亲时，不赋给她们充分稳健持重的性格，那可就糟糕了；所以大自然把这种性格赋给女人了。穷人的子弟受了困苦的环境所锻炼，产生了负责任的思想，这么一来，在一个崇拜青年、纵容青年的国度里，只留下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之下，变成情感上和社会上毫无能力的人。
归根结底说来，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度着快乐的生活呢？”一个人如果在外表生活的肤浅造诣之外，其性格的较深的泉源没有接触到，没有找到一个正常的出路，那么，他或她的生活是不能得到快乐的。独身生活大都被视为“个人事业”的理想；这种理想不但有个人主义的色彩，而且也有一种愚蠢的惟智主义的色彩；以后者这种色彩而言，独身生活是应该排斥的。对于那些决意做独身者的男女，那些自愿做无用的惟智主义者的独身男女，我始终认为他们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外表事业，相信他们能够拿一样相当的东西去替代家庭生活，而获得人生的快乐，或能够发现一种智能上、美术上或专门职业上的趣味，而获得深刻的满足。
我否认这一点。这么一个抱个人主义的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企图在“事业”和个人造诣上面以及反对虐待动物方面找到一个代替物，以实现丰富而满足的生活，在我看来，始终有点愚蠢，有点滑稽。老处女因为看见老虎的背后有鞭痕，便要控告马戏班的经理虐待动物：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上的征候。她们的抗议似乎是发源于一种误用了的母性本能，把这种本能用错了地方，以别类的动物为对象，好象猛虎真把人家几下鞭击当做一回事似的。这些女人是在糊里糊涂地暗中摸索着，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位，竭力要找出一些使自己和别人都觉得动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