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定居已近10年了。10年是一个不算短的日月。早就想写一部关于兰州的书了，一者大略是因为忙乱，没有整块的时间，而这是人们最容易找到，也显得有些得体，或尊贵的理由；二者呢，放眼一望，上下数千年，烟雨茫茫，哪里又是合适的切入点呢。这才是我情动于中，而一直没有手舞之足蹈之的真实原因。当然，也写过许多牵扯兰州的文章，却都是单篇的，天南发表一篇，地北发表一篇，这一篇是有关历史人文的，那一篇又是自然地理的，累积起来，一本书的规模大概是够的，但觉得难以形成主旨，就只好任其飘零天涯，自生自灭了。
幸好，有识之士启动了这部书的工程，不用说，这部书，对兰州不仅具有当下的意义，她的独特功用将是久远的。我承担了有关兰州军事文化的写作任务。这是一个光荣，却也艰巨的任务。兰州作为一个从古到今的战略要地，建埠以来，战火连绵不断，培育出了堪称辉煌的军事文化，但这方面系统的、专门的著作，截至目前还没有。我说这个任务光荣，在于写这本书的必要和紧要，我说艰巨，却在于其难度，尤其对我来说。史料的缺乏和零散，没有前人较为系统的著述做参考，是不得不面对的困难。还有，在接受任务时，我确实还有许多别的不可推卸的工作压在肩上。我虽修习过多年历史，正史野史通史多有涉猎，但于兰州地方史的了解却是片断的。我相当天真地以为，要写出，或写好兰州地方史，是要将其置于中国通史的大背景下的。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一块国土的历史，从来都是与整个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或牵一发而动全身，或全身动而毛发飞舞。这是对通史和地方专门史的认识。从写作技术层面而言，当下的写作者，无论写什么，下笔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写给谁看。正如生产商品前，先要考察谁来消费一样。套用一个时鲜词，就是：写作立场。如果将地方史写得过于地方专门，（当然，我未必具备这样专门的功力），只有少数，或个别专门之士感兴趣——能写出这类高妙的能让专门人士感兴趣的书，也是不错的——可我们还是尽量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不要拒普通读者于门外为好。人们常说雅俗共赏，其实，这是一个不算低的要求，而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无论对于学术，还是文艺作品。把专门的东西写得门外人爱读，读得懂，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绝大的考验。不用说，这绝不是靠有聊无聊的噱头，不是靠出卖学科原则取悦于人。对于敬业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不用强调的问题。无论多么清高的著述者，无不盼望热爱自己精神产品的人越多越好。我不清高，我盼望赢得更多读者的亲睐和信任。
基于这样的些许粗浅认识，我开始了《兵戎战事》的写作。史料来源必须可靠，基本史实必须准确，持之有故，论之成理，在煌煌铁律面前，我当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可是，真正动起手来，便发现心里期望的，笔下往往难以达到，我能保证做到的，只是所据史实的尽量准确，至于生动有趣，雅俗共赏，只能尽力而为了。我曾将本书的部分篇章贴于网媒，也曾分送有充分地读书经验的人士，以期得到检验和教正，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我对本书增添了信心。终于杀青了，是优是劣，全在于读者诸君法眼，或毁或誉，对来自任何方面严肃的批评，我都会洗耳恭听，并深表谢意。
作品是由我署名的，但劳动却是大家的。这很不好意思。编委会的领导、专家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是我必须申明的，他们的精心筹划，是我写这本书的先决条件。荣耀光先生不辞劳苦，多次奔波数十里，登门交流意见，指导我的写作；金钰铭先生学者大度，慷慨赠予宝贵资料；邓明先生治学谨严，为我纠正不少错讹；王文元先生少年奋发，挥手出让数十幅珍藏图片。这是事业的同心，更是人情的温暖。面对眼前即将付梓的书稿，真是唯有愚忱向天地，愧无华章悦豪客，不胜惶恐，不胜惶恐，只有在此一并谢了。
是为后记。
本书部分历史人物画像选自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吴廷富主编的《甘肃历史名人画传》中的画像照片，在此向省文史馆及图片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