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毛泽东品读《三国演义》
毛泽东的一生，有几部书，伴他走过了光辉的人生历程。毛泽东从小到老读了一生的古典名著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毛泽东爱读的“二十四史”中，有一部就是《三国志》；毛泽东爱读的古典小说中，有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不离《三国演义》。
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是1906年接触《三国演义》的。他少年时代就是韶山村公认的“三国迷”。他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1910年，在赴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还与蔡和森、萧子升并称是“三豪杰”，和《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一样。
1912年，毛泽东接触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经常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掺合引用，挥洒自如。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想起《三国演义》，当从茶陵谭延闿家找到一部《三国演义》时，真是欣喜无加。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读《三国演义》。
毛泽东也不放过他人研究三国的成果。50年代末，在《北京日报》读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前载的两篇。
中国有句民谚：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也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
从有记载的文字中考证，毛泽东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毛泽东作了界定，他说：“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蛮有兴趣地对李井泉、柯庆施等人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使人形象生动，使史事栩栩如生，两者互补，相得益彰，以丰富自己的思维，穿插在报告、文章谈话中。
毛泽东终生号召人们去读这部奇书。
毛泽东说，读《三国演义》这类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了解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有很高的评价。1938年，他曾经对贺龙、徐海东说：“《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1942年，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
那时延安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
20年后，毛泽东又反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三国演义》、《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毛泽东向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提出读《三国演义》。指导他们：“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毛泽东多次借用刘备所说的与诸葛亮间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鱼不可以没有水”。还常引用有辩证内涵的《三国演义》文字，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36年，毛泽东在给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信时，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天津专署专员）死刑。在此以前，华北局将“刘、张事件”上报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成都武侯祠谭良啸馆长曾回忆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这说明他读三国很仔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1959年7月初，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等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
1970年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期间，林彪提出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并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还曾用人们熟悉的三国人和事作比喻，教育党员干部。如以刘备彝陵之败谈统一战线重要；用张松献地图故事比喻汪精卫之流卖国求荣；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高度的原则”，以说明审干重要；用“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开导赴越的韦国清等……
薄一波曾回忆毛泽东对他谈到《三国演义》，说：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赋予《三国演义》以时代意义；也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终生倡导人们阅读《三国演义》这部国学经典名著。
“学梁山泊好汉”
——毛泽东品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种浓郁深沉的“《水浒》情结”。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传》是他急于要找的一部书，以致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更是众所周知。
《水浒》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
在此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述成书。
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
所以，少年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去读他们最喜欢的水浒故事。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还谈到他读《水浒传》等小说时的感触，他说：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这个想法同毛泽东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水浒传》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水浒》中的英雄，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好汉，他们并不是靠合法的斗争，而是靠勇力、啸聚山林来和统治者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方式”，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爽口回答道：“学梁山泊好汉。”
后来他上井冈山，占据山头，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规律——“官逼民反”。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们“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说：“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坤、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
新中国建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就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固的信念。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著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毛泽东又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在详细分析了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毛泽东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后来，毛泽东说：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毛泽东认为，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传》似乎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成功范例。
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应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地割时，又提起了《水浒传》的故事。
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水浒故事和语言，都是借古论今，以古为鉴，明得失，通权变，以服务于现实，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启示的。这方面的启示，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都有所体现。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反对本本主义》）
在《论人民民主专攻》这篇著名文章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毛泽东又以《水浒》故事作为生动的借喻：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