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是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小车的车销钉叫“”，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意愿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