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
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医学中医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
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祝针灸万岁”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的事。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草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古代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老百姓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
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
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的回答：“是的。”
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示意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美国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灸麻醉”的神奇，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有了强烈的学习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这当然首先得益于毛泽东对针灸疗法的肯定评价和全力支持。
毛泽东与中医名家的交往
毛泽东对中医史里的妙手回春的国医名家颇感兴趣。他在读史书的时候，很注意这些名医的传记。
河北安国县是我国江北药材主要集散地，有“药都”之称。当地有北宋时所建的药王庙。相传此位药王就是东汉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邳彤。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赴安国视察，车进南关大街，经过面积3200平方米的药王庙。他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安国县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有点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安国药王庙建有名医殿，供有秦越人（扁鹊）、张仲景、华佗、朱丹溪、孙思邈、李时珍等古代十位名医的塑像。毛泽东对这些名医的业绩都很熟悉，多次谈及。例如他曾引用孙思邈名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开导做经济工作的人，要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也曾谈及过李时珍自学成才，深山采药，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至于东汉名医华佗的事迹他谈的就更多了。
毛泽东很欣赏古代中医医术高明。195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清朝苏州名医叶天士。他说：“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正是从叶天士取秋天的梧桐叶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各地人民的体质，都有很大差别，不能以一概全。而中医正是重视这种差别，才派生出各种学派，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汇成了中医这个整体的渊渊巨流，这对现代科学也有可以借鉴之处。”
毛泽东与当代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
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
毛泽东听了，欣慰地笑了。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的病。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病例讲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
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提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患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这次便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三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惠民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石澜回答说：“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
该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
刘惠民略作思索，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处于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
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
毛泽东听后会心地笑了。
正是因为对中医和中医史的熟悉，毛泽东有时也谈些中医之道。有一年，他与保健医生就保健养生谈到了孔子。
毛泽东说：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有几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科学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为什么呢？他接着又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喜欢吃姜。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寒，用姜去暖寒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去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饱了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近几年，对中医药问题，社会上仍然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医是有价值的，应该大力发展；另一种认为，中医是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应该被淘汰。几年前有人说著名演员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遭到很多人的抨击。但是，双方的各执一词，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医，作为国学中最古老最深奥的一个门类，在逐渐融入世界的现代中国何去何从，几十年前，毛泽东对中医的评价和发展中医药的一系列指示，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