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采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使奴隶制自然消亡而非强硬取消或暴力废除，即从1850年1月1日起特区奴隶所生的孩子都应获得自由。他重申，国会不得以其意志强加于特区之上。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指出应授权并要求华盛顿当局逮捕“所有逃到该特区的逃亡奴隶”并送还给奴隶主。
我们不难发现，林肯是相当强调用法律解决争端的，他主张严格遵守法律，而法律也要尊重民众意志。因此，对于国会立即取消特区奴隶制，他觉得没有尊重特区人民的意志，11年前他就说过应由特区人民主动要求，国会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而奴隶逃往特区显然是不合法的，所以他表示应逮捕他们并送回。也许他真的就此询问过哥伦比亚特区15个重要市民，他们同意他的提案，或者他没有询问，但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些都表明了他依法解决奴隶制的企图。
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能通融、变通的冷酷之人，他很小心谨慎，然而却能灵活机动地看待问题。在总统选举中，林肯放弃了他一直所崇拜的亨利·克莱，而赞同取胜把握大的泰勒，表明了这点。但是这种灵活却是为了一种整体大利益，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他就把辉格党的利益看得很重，他谴责美墨战争也有这个因素。在一种整体大利益下急事从权是林肯对待重大事情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他日后内战初起，宣召征兵备战时即起了作用。
林肯曾声明，一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还在大选期间，他就曾回斯普林菲尔德活动，但他显然受到了冷遇。他的前合伙人洛根法官竞选参议员落选了，这并不是因为林肯坐视不救，恰恰是因为他帮了忙，但帮了倒忙，那里的人们在他出现于公众场合总给他以嘘声。
泰勒也没在这一州取胜，这一州是民主党的天下，那个道格拉斯早已是国会参议员，而那个差点与他决斗的谢尔兹也进了国会。林肯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回来重操旧业做律师，除此之外他似乎也并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他于1849年春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事务，重新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巡回。他在几年前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买了一辆马车，现在债务也基本还清，他总算松了口气。然而不久，1850年2月1日他的才4岁的儿子爱德华·贝克病死，不到一年，1851年1月17日，他的父亲老托马斯也去世了，终年73岁。
他似乎不断地经受着周期性的打击，9岁的时候，母亲辞世，19岁之际，姐姐去世，7年之后恋人病逝，再过6年，因婚姻而大受折磨，此后9年之中，基本平静，而现在当他从国会回来颇有些心灰意懒之际，他的亲人却接连离世，他很有些舍不得他的儿子，他没有功夫去查尔斯顿送别他的老父亲，他极为痛苦。
他的国家现在也处于一种周期性痛苦中，那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
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在萨特矿发现黄金，随即移民们潮水般涌至，1849年一年即达8万之众。新上任的泰勒总统为了避免领地问题恶化，派密使到旧金山和圣菲，鼓励当地人制定宪法并立即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很快就做到了这点，他们10月份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申请获得州的地位。这引起了南部的抵抗，因为如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州，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人许多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卡尔霍恩的追随者更是发誓宁可使合众国分裂，也不愿看到奴隶制被排斥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之外。他们还要求制定一部更为有效的逃亡奴隶法。
在这南北对抗之际，三位老政治家被推向前台，使他们的晚年像一颗颗在大气层燃烧的星星放射夺目的光华。亨利·克莱首先站出来，以他伟大的妥协者身份最后一次提出一妥协案。
1850年1月29日，克莱建议：
（1）立即接纳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
（2）得自墨西哥的其余割让领地组织领地政府，而对奴隶制不加任何限制；
（3）得克萨斯放弃其对新墨西哥东部土地的要求；
（4）联邦政府承担得克萨斯合并前的公共债务作为补偿；
（5）禁止把哥伦比亚特区作为州际奴隶贸易的场所；
（6）只能在征得特区居民和马里兰州的同意，并对奴隶主实行赔偿之后，才能在特区废除奴隶制。
这六项提案每两项为一组，对南部和北部各打五十大板，再各给一杯糖水。但整个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领土（它有一半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新墨西哥则由于气候原因不适宜奴隶主种植园制，极可能成为自由州，而适于蓄奴的得克萨斯则被缩小，南部原指望可将其一分为二，甚或分成更多的蓄奴州，现在也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耳光打得显然较重，但亨利·克莱给南部喝的糖水也较甜，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美国的象征允许保留蓄奴制，那个恼人的威尔莫特附件在此也基本遭否定。而最后，克莱还给予了两项议案，即：
（7）通过一项更为强硬的逃亡奴隶法，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我们不难发现林肯与克莱的相似）；
（8）国会应宣布其无权干预州际奴隶贸易。
亨利·克莱为他的提案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辩护达两天之久，他敦促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而后垂死的卡尔霍恩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代他宣读讲话稿。他认为要拯救合众国，就必须停止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必须忠实履行逃亡奴隶法，特别是在各领地要给予南部以平等权利。
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卡尔霍恩此后不久去世，有人评论说，“他是错误的，但他是一个比许多曾经是正确的人们更为伟大的人和参议员。”
三天后即3月7日，丹尼尔·韦伯斯特既不是作为马塞诸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站了起来，为了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他支持克莱，驳斥了卡尔霍恩对北部的指责，同时也谴责了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他呼吁不要再抵制逃亡奴隶法，不要坚持威尔莫特附文，这样他就放弃了他的自由土地党思想。
5. 等待高飞的鹰
林肯在伊利诺伊看到这些政治巨星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之旅放出的夺目光华，不禁有些眼花缭乱，他大量地读着有关报纸，特别是《国会环球报》，感受着他的时代的强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他还特别注意到那个纽约州的西沃德亮出的兵器最为犀利有力，西沃德谴责妥协方案极端错误并且充满罪恶，他认为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而要使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停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解放的进程让路。
西沃德说，不仅宪法证明在领地上禁止蓄奴是正确的，而且他还说“有一种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即上帝的法律，他求助于这个法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自由平等。
围绕克莱的妥协案，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甚至拳打脚踢，最后妥协占了上风。泰勒总统病逝后，道格拉斯担任了妥协派的领袖，而菲尔莫尔总统也为妥协尽了最大努力，1850年9月，最后的妥协达成，基本上与克莱年初提案一致。
林肯躺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家里的地板上，头后斜放着个枕头，枕头放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舒展着四肢，看着报纸或书，他知道这一年底，新的“逃亡奴隶法”生效了。它包括：
（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
（2）奴隶追索者只要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则被剥夺为其辩护的权利；
（3）专员如果每次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判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
（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
他听到拉尔夫·W·爱默生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然而他错了，这种失去自尊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人，大量自由黑人惨遭绑架并被卖往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