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又不是自然而然，人、物、事全在其中作自得其乐的运动、变化。人、物、事，这宇宙中的一切的一切，凡是可知，凡是已知，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既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就不是“本质力量”——“生命”本身，只是本质力量的对象。但是，脱离了这些人、物、事，这些宇宙中的一切一切的“在”，一切一切的“对象”，你也找不到孤立独存的“生命”，孤立独存的人的“本质力量”。
生命及其对象化这种不是一也不是二的关系，是人们找回真正自我的基本思想取向。
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必须以这种思想方法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文字表面上的解释。
一切“己”，都不是“仁”，离了“己”又无“仁”可说，但是单一的孤立的“己”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纳“己”入“礼”之后，“己”才是真正实存的“己”。任何单一孤立的“己”，什么也不是。当我们在寻找“我”时，忘掉自己是“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礼”中的“我”，你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自我”。人类一天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算是建立了真正的文明，就不算是真正的归了“仁”。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又可以分三个层次去解：
第一，一切“己”，及“己”的行为，都是从“宇宙—生命”系统的“仁”中产生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第二，不管你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主动不主动，“你”及你的一切存在方式、行为活动都是在完成自我，复归和谐，都是在“归仁”。
第三，东方文化所要求的，并不是要你刻意去“克己”、“复礼”、“归仁”，把这一切变成一种意识上的主观追求，那就会像一个男人去追求一个女人一样，完完全全成为这个过程的奴隶，克己复礼只是让你“明白”，明白你的一切“都是”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无非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一再说他的大部分弟子，除了颜回之外，谁也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就是指的这一点，每个人越是在时时刻刻“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越是不知道这本身就是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表现。
也就是说东方文化没有什么理论可说，只是一个“明白”，这便是孔子坚持“述而不作”的道理。“述”就是“明白”，“作”是把自己“明白”的过程变成理性逻辑表达出来。任何一个“明白”，一种“明白”，只要一诉诸理性逻辑，必然偏离生命的本来，所以最好是就事说事，就事说事的“述”，而不要去讲什么体系道理。
“克己”、“复礼”、“归仁”，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现实整体，而不是直线递进的逻辑三阶段。“克己”——完成自我，就是“复礼”，就是“归仁”，而不是只有克了“己”，才可以“复礼”，才可以“归仁”。一切生命体本来“克己”，本来“复礼”，本来“归仁”，若再去刻意“克”、“复”、“归”，反而是头上安头了。
一句话，“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描述而不是教训，无所谓照办不照办，不照办也是照办，照办也是照办。
一切只是一个“明白”，这才是生命的本义所在。所以《大学》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本来“亲民”；不“亲民”，无所谓“明德”。无“至善”无所谓“明德”，无“明德”也无所谓“至善”，“明德”来自“至善”，“止于至善”。
“亲民”是整体到个体。
“止于至善”是个体到整体，即佛学说的“衣锦还乡”、“太子回朝”、“当下还家”。“亲民”即“至善”，“至善”必“亲民”。
用现代人的话说，“至善”——人的“生命本质力量”。“亲民”者，对象化也。人，本身也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劳动创造人的道理。
许多宗教家不同意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的道理，原因便在于他们不能脱开人体去找到生命，不知人体与生命的“不是一也不是二”的关系。正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加工了人，使人逐渐“人”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也无标准可言。
正是由于许多宗教家、宗教徒，不明白东方文化关于“生命”的学说，所以他们对当今生命科学研究横加阻拦，甚至促使政府立法干扰生命科学的进步。
他们不知道，人之成为人，从原始状态到如今，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肉体功能的变化，正是生命“明德”的不断扩展，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的不断扩展。
孔子之所以把“仁”看成既外在于人又不脱离人，就在于他了解“明德”——“知”——“道”——“生命”——“生命的本质力量”，与人之间的关系，二者不能画上一个全等号，也不是近似号，而是“不是一也不是二”的关系。后世人正是不了解“仁”与“人”的关系，所以才会完全错解“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段极重要的语录。人们不懂这个关系，不是把“仁”当成一种远离于人的彼岸的“神意”，就是把“仁”简单地当成一种超乎于人的正常人性之上的神圣道德。历史上许多人错解东方文化的根本原因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