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伟大的，虽然他们中真正得了东方文化精髓的并不是很多。那些真正得了精髓的人，也未必十分知名，即便知名，反而是恶名多于善名，中国的“士”阶层并不认可他们。这种人不被认可的原因很多，关键是东方文化发扬光大的时机不到，这些精华人物的行为绝大多数不被人们理解，这便是“龙象举踏，非驴所堪”。王阳明的后传弟子虽有许多不足，但其不容于世，未必都要他们自己负责。他们若生于今日，未必就可以站在时代的前列，但人们也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容于世的。彩电如果早一百年到中国，非被人们认为是魔鬼不可。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受了东方文化三大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的正直，他们的博学，内中都藏有三位大师的影子，虽未真的超凡入圣，虽仅得其皮毛，但这也是可贵的，狗皮无论如何不能和貂皮相比。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虽只得三大家之皮，但毕竟是貂皮、虎皮、豹皮……弥足珍贵。我们今日来评判这些人的功罪，我以为有一条是必须肯定的，三家的原典毕竟是通过他们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并且在文字训诂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我们现代人不至于像读天书一样去“猜”三家原典着作。这一点西方文化就没有做到，到如今《圣经》的文字也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解释，不同的人讲《圣经》，可以讲成完全不一样。东方文化则没有这个遗憾。正因为这样，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哪怕是依文解义，也可以得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一般说来并不是东方文化的根本，比如子贡对纣王的公正评价，子游对子张的评价，曾子对法治的评价，都让人感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
正是由于此，在中国才能代代不衰地培养出一大批只对自己的“不自欺”负责的“士”阶层，才使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不受宗教文化的干扰。中国唐以前的文化能够领导世界文化的潮流，根本原因也在于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士”。
但是，不管是孔子弟子中的哪一个，很难说是真正掌握了孔子思想精髓的。他们那种看似伟大的人格精神，最后导致了这种精神的系统理论化，这便是朱学。也就是说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使东方文化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桎梏中国人灵魂的牢笼。
我们不能把中国落后的责任全推给古人，只不过是借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来介绍东方文化的真实流向，让人们明白生命的本质力量在扩展自己的光明之时，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境界。
古人无罪，死人无罪，他们反而是有功的，以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只能做到他们已做的那些。
凡是过去了的，全是合理的。说他不合理，只是让我们明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走弯路。
东方文化不重视理论，也不重视历史。说理论、说历史，只不过为了向人们传达那无法传达的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这便造成了一种两难状态，不从理论上讲清，不罗列历史事实，只凭人们去“悟”，真能悟到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错解是必然的事。但是，太重理论，太重历史，又可能导致不少人在概念上兜圈子，一听就懂，一用便错，一过便忘，甚至走到口是心非的怪圈中，一生不得明白。
从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赞颂，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是真切体会到了孔子的伟大，但孔子到底怎么就这么伟大的，实是语焉未详，只有空洞的赞颂，其实，如果真正得了孔子真谛者，应是能骂、能贬孔子者。“见与师齐，减德一半”，“学我者死，超我者生”。若是真明白孔子者，当知孔子是一位平凡得不可再平凡的人，普通得不可再普通的人。如果按后世儒家弟子的观念，孔子拒绝卖车给颜渊做椁的行为，弟子们认为他贪南子之色时他那又是赌咒又是发誓的惨相，都谈不上高尚。《论语》后半部，孔子提出的什么“君子三愆”、“益者三乐，损者三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君子三戒”都未必是什么高明的招数，也可以说是对他自己“内省不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原则的偏离，但孔子毕竟是做了，并堂而皇之地收录在《论语》中。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季氏第十六之后的篇章，多是后人的辑录，未必真实，但这些篇章毕竟被儒家弟子收入了《论语》，孔子便难辞其咎。再看他的几位高足弟子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的言论，实有透而未透的特色，这就不能不说孔子是有缺陷的，起码比不了释迦、老子对“宇宙—生命”系统理解得那么透辟，表述上也绝不如上述两家那样酣畅淋漓。
孔子毕竟是过往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可强求于他。在人类正在从图腾文化走出的时代，能出孔子这样一个人物，已经是人类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了，以致到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即将要宣告“生命”与“生物”这两个概念分离的时代，很难说就有哪个人比孔子悟得更透。起码现在叱咤于文海面上的这些风云人物中，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但是，历史是伟大的，孔子悟到的那些东西迟早会成为人类普遍认可的意识。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