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论语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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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吃了和没吃一样

“学而时习之”这一段语录,可以说是《论语》纲领性的语录。能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段语录,关系到对《论语》全书的理解。

对于这一段语录,有的人把它当成一般的谈话,觉得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得出来。以这样的心态来读《论语》,实际上是很好的,不见得非要以为它是什么纲领性的作品,非要剖析得十分深刻。生活永远就是这样平常,平常才是真正的真理。对学习东方文化最好的态度是,学了、懂了、扔一边,便是最好的“时习之”。(我也要提醒人们作一个假设:如果你半生都过继给别人,不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一旦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姓甚名谁之后,还能忘得了吗?)

问题的毛病在于,自“尊孔”,以致把儒学变成了“国学”之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就是这一段普通的语录,也成了民族文化的大障碍。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真义,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但是许多大师、学者、教授们,并不理解孔子的本意,见字解字,见话解话,一切建立在想当然上。这段话就变成道德训条了。

“你想快乐吗?你就得把你学过的知识,不断地温习。”

“你们没有听圣人说吗?要‘学而时习之’,你们要把我教你们的东西,不断背诵,背个滚瓜烂熟。”

“对于圣人的教诲,一定要‘学而时习之’,一辈子也不许忘,每当你做一件事时,便要想想,是不是把圣人的教导用在了生活的一切处?用在了一切处,就是‘时习之’。这样做不快乐吗?不快乐也要‘时习之’,做多了就‘不亦说乎’了。”

如果再加上上引的南先生的解释,我们会发现,《论语》的每段语录都可以成为一把锁,一具镣铐,把人锁得死死的。回忆一下,自汉武帝尊孔之后的两千年,《论语》都被历代仁人学士作为镣铐,锁住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到了清代康乾盛世,几乎把中国人锁得麻木不仁了。到如今还有人要对康、雍、乾大唱赞歌,实在是至奇至怪的事。

孔子就是这样被歪曲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可以解释为对一切来客都要热情款待,哪怕家里死了人,也不能伤了朋友。又成了一条做人的准则。

孔老二,你的《论语》多亏只有那么薄薄的一本,如果是如大英百科全书一样厚,那所有的中国人便只好自杀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更是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君子们的一条座右铭。我们来看国学大师南先生是如何解释的吧!

南先生的《论语别裁》为这一句话专门列了一个小标题,叫“寂寞的享受”,在这一小节中,南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要准备一件事”:不怕寂寞、不怕凄凉。

“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在这个几百万人中,他(孔子)有三千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要举起膀子来说,老师,我们干了!但是孔子不来,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纯正,亦即过去所谓的‘德性’。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

最后南先生又教导我们,“有朋自远方来”,是“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也就是说,“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五百年后……”

这解释比朱熹是强了一大截,但仍然是精神鸦片。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一代代把孔子的语录化成了各式各样的精神鸦片,也就“阉”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后中国人都成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类的行尸走肉。

我们要反问南先生,孔子厄于陈蔡是怎么回事?厄于陈蔡正说明他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追求,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学问”找出路,只不过是生不逢时,不得不做一个教书匠。至于说五百年后会如何如何,那是算命先生的事。孔子即便真的估计到五百年后,吾法将大行于世,也不能因此而放弃今生的努力。孔子的人格精神的最大特点正在这里。

儒学庸俗化的最大弊病,便是阉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

耐得寂寞是一种生命体验,耐不得寂寞也是一种生命体验,生命乐趣皆在其中。耐得寂寞,我便欣赏我这生命之镜中的耐得寂寞者;耐不得寂寞,我便欣赏我这生命之镜中的耐不得寂寞者。这两个“者”是我也不是我,但我都能“常无欲以观其妙”;这两个“者”不是我也是我,但我都能“有欲以观其徼”。“二者同出而异名”,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样说来,这一切不都只是一种游戏吗?是游戏,但又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切“耐得”与“耐不得”都是直指“至善”的。至善者,“宇宙—生命”系统本身也。一切都“止”于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是一种既充满生命理智,又非常现实的审美人生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学而时习之)。这便是生命的历程,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无所谓外界干扰,心不被环境所役使,有朋来也好,无朋来也好,都是“乐”。“乐”是乐,不是乐也是乐。成也潇洒,败也潇洒。

所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话,以“学”为核心展开,生命之学永远是在不断地“时习之”,永远是“不亦说乎”,外人知与不知,外人来与不来,不过是概括了外界对自己可能出现的两个方面的“干扰”,这两个方面都干扰不了我的“不亦说乎”。这便是东方文化所说的自己的心不被外界所役使。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心不随境转。这也不是强制自己的心不随境转,而是转也罢,不转也罢,皆注目于生命本体的运动,对于“我”,只是个明白。转与不转都是生命的审美,这就真是不随境转了。

对于东方文化来说,“明”“明德”,“明”了“明德”,不过是真正认识了自己,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也说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明了,是这样,不明,也是这样,你还是你,毫无二致。但是,明了,就是明了,这种内心的喜悦,是外人无法知晓的。有朋自远方来,和我讨论讨论,这当然是很愉快的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什么可气恼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可兜售的。兜售给人,也没人理解,也没人要,别人也要不了,要不走。

人们,你还记得,释迦牟尼对迦叶尊者拈花一笑的故事吗?

只是“一笑”。

吃了和没吃一样。

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不要多说了,说了别人也不懂。懂了的人,也不需要你说。各人是各人的审美,审美无争议。说多了反而是没真明白。真明白了,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得说,就是没真明白。

我们真笨,还是孔子的表述简单、明白。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呢?这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工作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这便需要你再看看《大学》是如何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道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止于至善”的,心便有定、有静、有安,此时之“虑”就可以得妙,得妙之后的智慧,能不是成功的智慧吗?

东方文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盲目性,是彻底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绝不只是道德修养。

人们,东方文化不能直接用,但你只有在“用”之后,才能知东方文化的伟大。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