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就是大师，南先生比一般讲古书的教授们是要高明一些，他已经知道，“礼”首先是一个哲学范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南先生又说：“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的伦理道德，讲做人应该怎样做。”
南先生同时又愤愤不平地认为，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是不对的，南先生同时还嘲笑西方人的哲学，并问道：“上帝的外婆是谁？”
南先生是东方文化的大师级人物，《论语别裁》又是皇皇大着，这样说话不嫌粗糙一点吗？
南先生问西方人：“上帝的外婆是谁？”我们要反问南先生，你所崇尚的那些“做人的道德”的“外婆”又是谁？社会人生中的道德太多太多，蒙昧人有蒙昧人的道德，图腾时代人有图腾时代的道德，为什么孔子要那样不遗余力地提倡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这些各种“道德”名目的“外婆”又是谁？
南先生在《论语别裁》39页，引《礼记》中的《经解》，以印证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五德正好应五经，但在这以前，又说《礼记》的思想和孔子思想不是一个体系，《礼记》中收存的曾子的《大学》与孔子思想是不一致的。我们真不知该如何适从了。
到了这里，南先生又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哲学只是“人生哲学”，“只是讲做人伦理的道理”。我们请问解过《道德经》的南先生，《道德经》是不是也只是讲的“做人伦理的道理”？《道德经》是不是中国哲学？
学者，首先是要严肃认真，不能张开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前后矛盾，也不管客观事实是不是如此。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儒学研究家，只有南先生一个人，敢把孔子学说局限为只是“做人伦理”的学问。朱熹特别推崇孔子的正是孔子的伦理学内容，但他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只是“人生哲学”，当代学者张岱年先生说得好：“孔子没有多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亦并非完全未讲。他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强调‘行’、‘生’与‘逝’，反映孔子天道观中包含着辩证因素。”
当代有些哲学家把孔子思想整理为一个公式：“命——礼——仁——知——中庸。”作为学者，这个概括是非常有道理的，绝对是从字面上深刻研究过孔子学说的结果。这个公式无论如何不是南先生说的“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伦理的道理”。如果真是如南先生所说，孔子就绝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伟大的“圣人”，顶多不过是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家。
如果我们系统地研究一下东方文化，对儒道释三家互补研究，你一定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的根本点，我们在“前言”中已经系统论述过，这里再述其要点。
天、地、人本为一体，是无法剥开的一体，“天人合一”应是“天人本一”。东方文化不去追究是天先于人，还是人先于天，“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自始至终把宇宙与生命一体讨论，绝不从哲学角度追究虚妄的宇宙起源问题。
具体到上述当代哲学家们概括的孔子学说的基本公式，“命”、“礼”、“仁”、“知”、“中庸”，我们作进一步的阐解。
“命”，在孔子这里肯定不是鬼神控制的迷信的“命”，这是所有学者都公认的，因为孔子不言怪力乱神。那又是什么？简括地讲便是“宇宙—生命”系统的运转规律，这个规律不是什么理念、绝对理念之类的东西，而是“宇宙—生命”系统实实在在的运动本身，是它决定着宇宙万物之“命”。
“礼”，当代哲学家们把“礼”放在“命”之后，应是有一定道理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子产的言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此可见，合天人为一体，天人本一体正是古人的普遍意识。“礼”不只是人的大和谐，而是“宇宙—生命”系统本体的大和谐。宇宙中万物有别，但又和谐共处，这应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道理。太阳与众星之间如果没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和谐，还会有太阳系吗？没有太阳系这个大的生存环境的和谐，能有地球今天这样的生态环境吗？再进一步说，没有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和谐，会有人类现在的一切吗？
这一切不需要什么学问去证实，因为我正活在这个活生生的地球上。“活着”，就足以证明上述推理是对的。“当下我活着”，这个铁定无疑的真理，证明着上述推论引出的一切观点，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切观点都不过是对这种和谐——“礼”的描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一切都是“至善”的体现，一切都是“礼”。
这“礼”便是“仁”本身。
正是由于有天地之仁，才有了人的“知”。这“知”是属于谁的？是人的吗？如果没有上述条件，上述的“命”、“礼”、“仁”三者，能有人的“知”吗？第二，如果没有宇宙万物，人即便有“知”，又“知”谁去呢？二者可以分割吗？只要太阳熄灭一分钟，人的“知”便成为不可能，不但是不能知外界事物，也无法“知”自己的心意识。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意识也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东西。
“知”正是“明德”，它使宇宙天地“明”，使人对自己的意识“明”。
只有“中庸”是属于人的专利，人的“知”，不同于动物的“知”，就在于“中庸”的运用，人在“明”万物之后，还能明自己，更能明“命”、“礼”、“仁”、“知”本身，这两种“明”根本不能分开，“二者同出而异名”。这便是孔子说的“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便是王阳明的“良知”，也就是古人说的“允执其中”、“允执厥中”。
心本无心，只有“允执其中”的无穷无常的运动。
这一切在儒家中叫“明明德”。
这一切在道家学说中叫“道”。
“佛”之一字也包含这些内容，却又更广博。详论请参阅拙着《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
在这一点上，东方文化三大家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东方文化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脱离了这个核心，解儒，解道，解佛，无有不错的。
从这里出发，三家便有分歧了。儒学特别强调的是“有为法”。即以“礼”显“仁”，以“礼”合“仁”，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但他最终目的不是张扬道德，而是希望全社会进入“明明德”“止于至善”。所以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道德”只是“仁之方”，而不是后来人所谓的“天理”。
任何“有为法”总是有弊端的，儒学到了中晚期进入僵化的境地，正是由于孔子过分强调了“有为法”，这在他当时也许不错，发展到后来，他的本属于“明明德”范畴的许多范畴概念，被后人变成了“天理”，那就近乎荒唐了。
有子这段语录揭示了“礼”的本质，也讲到了“礼”的损益，也强调了理念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应该说是周到的。但其中缺少历史辩证法的思考，用东方文化自己的话说缺少“穿透三世”的思考。弄不好就可能使人成为孔子所谓的“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