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不管是哪一类士人，《战国策》对他们的描写和刻画，已经不像《左传》那样是简笔的勾勒。它以人物游说活动为中心，来统率记言、叙事，安排情节结构，描写人物，开人物传记的先河，并且注意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更加特色鲜明，具体细致，因而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战国策》写了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许多人物写得十分突出，功成身退的鲁仲连、不辱使命的唐雎、以理服人的触龙、卓有远见的冯谖、善于讽谏的邹忌、深明大义的赵威后、昏聩刚愎的楚怀王、阴险狡诈的张仪、圆滑机智的陈轸、坚忍倔强的苏秦、老谋深算的公孙衍等，他们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作品通过对他们言论、活动的描绘，塑造了战国时期各阶段、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战国时代的真实而生动的画面。
另外，由于士人们有了人身自由，思想也更加解放，他们与自己的服务对象之间，可以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另一方面，《战国策》主要取材于策士们的著述，所以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才华和能力就是铁饭碗。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引车卖浆的小商小贩，还是偷鸡摸狗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言善辩的嘴巴，都可以取得高官厚禄，甚至是朝为寒士，暮为卿相。正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这些个性鲜明的士人，也才形成了这样多姿多彩的士人画廊。
3.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
既然纵横策士是战国舞台上的主角，那么，在《战国策》这出戏中，最精彩的就应当是纵横策士们的游说辞令了。的确，纵横策士们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是《战国策》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至于怎样的引人注目，还得从他们的说服故事谈起。
张仪是众所周知的纵横家，他的论辩艺术是绝对让人望尘莫及的。张仪游说秦王，首先列举了秦王的许多失策，继而称赞秦国的强大，然后鼓动他说：“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张仪为了打动秦王，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分析了形势，指陈利害关系，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在人们看来，张仪甚至有点声泪俱下了，他以声势夺人，具有强烈的蛊惑和煽动性。像这样的游说，怎么能够不打动人？怎么能够不成功呢？
另外，苏秦劝齐王扣留楚太子，竟一口气举出十种不同的结果，一一加以演绎；蔡泽说范雎，先令人激怒范雎说“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见面之后，又大讲功成身退之理和对方的危险处境，终于使他让出了相位；鲁仲连说辛垣衍，声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引起对方强烈反应，然后才详述帝秦之弊。庄辛第二次进谏时，是楚襄王已经历了国家的破败，主动请回庄辛，向他求教的，按正常情况，庄辛应向楚襄王献策，帮助国家渡过这场危机。但他却并不这样，而是再次渲染楚王面临的危险局面，其实是答非所问。这种故意在对方面前卖关子，张大其词，危言耸听的进谏方式，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引起对方重视。这些说辞都以夸张声势取胜，敢想敢说，纵横驰骋，辩丽恣肆，但又不是完全的夸夸其谈，它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抓住了诸侯国君的心里，并且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必要时以情感人，慷慨激昂，披肝沥胆；还有时极力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为了使听者慑服，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辨析，实为巧言利口，故弄玄虚。他们不再讲究谦恭文雅的风度，也很少用道德礼义去说服人，与《左传》的行人辞令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上面提到张仪说服时的光彩照人，可他也有极糗的一面。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当谋士陈轸与张仪同在秦惠王手下任职时，张仪向秦王中伤陈轸，说陈轸向楚国提供国家机密，并准备投降叛国到楚国去。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清楚没事，说不清楚则把脑袋留下。陈轸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楚王会用我吗？”接下来，陈轸向秦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另一个男人去勾引他的妻子。当这人去勾引年龄稍大的妻子时，遭到了痛骂，当这人去勾引年轻一点的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不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当有人问那个男人要娶哪个女人做妻子时，那个男人却说要娶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因为他认为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才可靠，而那个年轻一点的，既然可以背叛她原来的丈夫，不也同样可以背叛新的丈夫吗？讲完这个故事后，陈轸对秦王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不就像那个年轻一点的妻子吗？楚王怎么会信任我呢？”秦王觉得陈轸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更加信任陈轸，而不理会张仪的中伤了。这样的言辞委婉巧妙，语言之通俗浅显，让人一听就懂，一听就被采纳，所以他不需要枯燥抽象的说理，高深莫测的学问，而是需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
当然，这是需要技巧的。《战国策》中对比喻、寓言故事和史事运用得游刃有余。它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妇孺皆知的事物作为喻体，令人一目了然。如“室如县罄、野无青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困兽犹斗”、“从善如流”、“危于累卵”、“三人成虎”、“唇亡齿寒”、“报薪救火”等，至今还有生命力。《战国策》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据统计，《战国策》中有七十则寓言，咱们比较熟悉的有：“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百发百中”等。就拿“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一》）的故事来说吧：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掌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作者用这则寓言来说明，诸侯表面上害怕楚将昭奚恤，实际上是害怕楚国。由于它通俗生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狐假虎威”在后代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这些寓言大都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富于现实感。可以说，它们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彩，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力。
苏秦的口舌之功几乎也是家喻户晓的。“齐策一”中记载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不用多说，您看完这段话，也会苏秦鼓掌喝彩吧。辞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再加上大量的铺陈、排比、夸张和比喻，酣畅淋漓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就自然而来了。“楚策四”中庄辛对楚襄王的说辞，用蜻蛉、黄雀、黄鹄、蔡灵侯层层设喻，由小到大，又由物到人，由远及近，一直说到楚襄王自身，使其认识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文章逐段铺叙，层层深入，掀起五道波澜，构成逼人的气势。这类铺张而扬厉的辞令，对汉赋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以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总之，《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丽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散文所达到的新水平。
4.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高调张扬
争名求利的人生哲学，一向被人们嗤之以鼻，是不入流的。即便是心里想的自己做的都是争名求利的事情，一般也是不拿到桌面上来正大光明地谈论的。可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哲学是被高调张扬着力渲染的。那就是《战国策》中所描写的那些纵横家们。
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判之前，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特征。《战国策·韩策二》记载：楚国攻打韩国，楚军包围了韩国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派很多使者向秦国求救，使者车辆络绎不绝、冠盖相望，秦国的军队还是不出崤山来援救韩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国又派尚靳出使秦国，当他对秦昭王点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后，秦国宣太后召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银两，难道不能让我得到一点好处吗？”秦宣太后开口便先谈利，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比这更赤裸裸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见到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回家便问他的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珠玉之赢几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弄明白这些现实问题后，才资助异人搞投机。《战国策·齐策四》中记孟尝君曾被齐王放逐，放逐后他豢养的门客几乎都离他而去，这个时候谭拾子劝他说：“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这段话当然是为了劝解孟尝君的，但言语之中，没有一处不是功利的。他认为，当一个人有钱有地位的时候门庭若市可以理解，树倒猢狲散也是人之常情，公然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行为进行辩护，没有一丁点儿的遮掩。
其实，书中有不少士人，他们都是为了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的。更有一些人，甚至把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丢弃殆尽了。听一听苏秦说的话吧，听完以后你就会明白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终极目的了。他认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燕策一”）苏秦不光说了，他也是那样做的。他先是游说秦国不成，转而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可以说是朝秦暮楚，没有坚定的立场，谁能够给他好处，谁能够让他实现自身的价值，他就帮助谁，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名势。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完全是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真实。另外，苏代也曾宣称，孝、信、廉等道德标准不足取，认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同上）这番话说得明明白白，儒家的仁义道德完全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战国策》的作者们对这种争名逐利的思想是津津乐道、大力宣扬的，对那些不讲信义、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手段也是认可的。另外，“齐策六”所载鲁仲连《与燕将书》中指出：“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他以管仲和曹沫为例说：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敝也。
鲁仲连主张为成就“终身之名”、“累世之功”而不顾“小节”、“小耻”，突出反映了新兴士阶层的人生追求，这种人生追求也只有在战国这个崇实尚利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很显然，当时传统的伦理观念受到新兴社会意识的尖锐挑战，人们撕去了笼罩在国家与人际关系方面的温文尔雅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崇实尚利的价值观盛行于一时。“齐策五”记苏秦说齐湣王说：
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借、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在这种政治思想指导下，谋臣策士们不再谈论“敬天保民”和道德信义，而是崇奉审时度势，运用诈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谋略、外交与游说的作用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樽俎之间，折冲席上”（“齐策五”），成为纵横家们倾心追求的目标。而他们的计谋又多半与尔虞我诈、倾轧陷害紧密相连。如齐助楚攻秦，秦欲伐齐，先派张仪赴楚，拆散齐、楚联盟，许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楚王绝齐，秦又暗中与齐联合，而不予楚商于之地；楚王大怒，举兵伐秦，秦、齐、韩三国共攻之，大败楚军。像这类只求一时效果，不讲信义的诈谋权术，被作者极力推崇。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策》中，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后来司马迁“隐忍苟活以就功名”的思想也可能就是从这儿得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