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还有的放矢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合理的夸张、大胆的想象，以及渲染烘托，几乎现代小说中所使用的一切表现方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使用了。所谓“夸张”，就是言过其实。夸张修辞，则指的是有意识地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或事物进行扩大、缩小或超前的描述，从而更加鲜明地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有力地表现作者对人或事物的鲜明态度，引起读者的共鸣，获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巨鹿之战时，项羽所向披靡，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广武之战时，“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垓下之围时，“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这些地方都采用了夸张手法，描写项羽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蔺相如在秦廷怒斥秦王、保全璧玉时，“怒发上冲冠”；鸿门宴时，樊哙闯入军门，“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大家都知道，人暴怒时会瞪大眼睛，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头发根根直竖，更不会眼珠子蹦出来的。司马迁的描写虽都极为夸张，但也让人觉得十分合情合理。
另外，文中还运用了排比和对偶的方法，使得文章文从字顺，秩序井然。如《汲郑列传》中“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昭示了交友的真谛。《货殖列传》中“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借以强调农、虞、工、商四者并重，并揭示物质生产有自身的规律性，不是统治者的政令和教化能左右的。像樊哙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样的表述，文中几乎比比皆是。
司马迁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练、通俗流畅而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说他“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史记》虽然秉承“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语）的“实录”精神，但也使用了大量的非史笔描写，正是这些文学手法的大量而自如的运用，才使得《史记》产生了强烈的文学效应。
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司马迁本身的传奇性和坚忍性就让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史记》的面世，又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更加绚丽的光环。
《史记》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又增加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②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给《史记》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人可能会说，这谁不知道，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可是，笔者搜罗殆尽，也没能找出比这更贴切的评价。鲁迅先生不仅从史学的角度称赞了《史记》，对它的文学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中，对《史记》风格和地位的评判，也在这句言简意赅的话语中了。实事求是地讲，不管是作为史学名著还是文学名著，《史记》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司马迁记录了历史，见证了历史。他以时间编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高度客观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他的笔墨和识见，使得历史人物的事迹没有磨灭，历史事件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消亡，就连典章制度，甚至外国的历史资料，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它开启先例，建立了标榜后世的通史体裁。在我国古代，史学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史记》一出，史学独立的地位也日趋明朗，仿效这种体裁修就的史书也相继而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影响深远。俗话说，饮水思源，这理应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从文学价值方面来看，确切地说，《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名著，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功底扎实而深厚，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十分高妙。他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他注意材料的取舍、细节的刻画和心理活动的描摹，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他重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对千头万绪的复杂史实，都设置得非常巧妙妥帖；他以形象和情节来解绎和观照历史，使情节更加完整，更富有戏剧性，故事化特点非常突出；他见识高远，观念进步，文字生动，笔力洗练，且感情充沛，以至于北宋名家洪迈在《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中不由自主地说他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在《史记》里，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六十九列传各有特点，又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体例谨严的整体，并且叙事完整，枝蔓清晰，结构巧妙，形成了纵横交错又井然有序的叙事网络。其实，在《史记》之前，很多体例已经出现过，如编年史有《春秋》，并不是司马迁独创，国别史有《国语》、《战国策》，以文告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有《尚书》，年表类有《谱牒》（已失），包括世家、传、谱三种体裁在内的有《世本》（已失）等，但它们只是孤立地运用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记录历史，到了《史记》，就把编年体和纪传体第一次结合起来了，并且结合得如此完美。《史记》以人物为纲描述历史，以人带事，张弛有度，褒贬自如，自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写人物，采取专传、合传等形式，其中把同类人物放在一起立传，是他的独创，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历史，这样的成就，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另外，为刺客、游侠等一些中下层人士立传，也显示了司马迁的胆魄和识见。
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一贯遵循的原则，这一点，连对司马迁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有他修史的理想，并把他的理想寄寓在了历史的实录当中。他为后世的帝王立下规矩，为人伦确立了准则；他选择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为其作传，以人物悲剧命运为内容，将述史的着眼点放在人物及其命运上面。司马迁的笔下，有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如《屈原贾生列传》等。他既表彰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又赞扬那些能够忍受屈辱苟活于世的人，提出“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的生命意义标准。虽然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与圣人的评判标准也很不一致，但正是因为司马迁自己有着深刻而痛苦的生命价值体验，才使得《史记》人物传记与众不同。他选取有突出典型意义的人物，运用互现法，全面记录人物的一生，并让人物的经历故事化，耐人寻味。如前面章节已经提到过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就是如此，作者注重大场面描写，也注意细节的刻画，还有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极为精彩的白描文字，展示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和画面，好像作者本人亲眼见过，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科学的思想和进步的观念，再加上高深的艺术造诣，司马迁叙事和写人的技术绝对是一流的。
司马迁独特的经历和他别样的视角，造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书中既有琐碎的生活细节，又有宏伟壮大的历史场景，作者把历史与艺术融为一体，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塑造人物，叙述史实，并在写人叙事中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既描写出人物的壮伟，也写出了历史的宏深，显示了《史记》广远宏富、雄深雅健的风格。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如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的项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的田横，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等等，他们都是悲剧英雄，虽然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但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是不同的，作者都作了分析和揭示，并对他们的悲剧寄寓了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富有传奇色彩是《史记》的另一个风格特征。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的事情，还写到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即将到来。写刘邦的出生，说他是母亲感龙而孕，还用刘邦醉酒斩巨蛇等传说来显示他的灵异，给刘邦的发迹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除了这些传奇的传说之外，《史记》中涉及的不少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留侯世家》中张良的仙风道骨，仿佛神仙灵异；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世外，终身隐居不复见的奇士风貌。当然，这种传奇性的存在，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也是不无关系的。司马迁在行文中变化多端，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得文章意到笔随，纵横变化，扑朔迷离。
《史记》是史传文学名著，也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既有《诗经》的现实性，又有着“楚辞”的浪漫特色，同时，还借鉴了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在它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会聚一身的荣耀，可以说，它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它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和传记文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源头。
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积极入世，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他批判暴政，呼唤世间真情，他志存高远，自尊自爱，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精神为后世所崇仰，启迪、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