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着重记录史实，少虚构而多真实，以严谨和系统的态度向后人展示了一幅群雄逐鹿斗智斗勇的历史全景画，亦兼顾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将历史不着痕迹地融入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以较中立的态度描绘了三国乱世的广阔战场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成为后世文学作品敷衍故事的上佳题材。
2.简明扼要、疏而不漏的史学名著：《后汉书》
在向纯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有着突出表现的还有《后汉书》（图5-29）。
《后汉书》，顾名思义，是针对班固的《汉书》而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和晋朝的司马彪合著而成的，它记载了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其中，范晔写了本纪和列传部分，司马彪写的是八志。
范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他曾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由于愤世嫉俗、性格异端，触犯了刘义康，被贬官而从此受到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发奋著书，但原计划《后汉书》中的十志还没有写完，就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斗争中，在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被杀害，年仅四十八岁。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博览群书，著有《续汉书》，但范晔的《后汉书》一出世，他的《续汉书》就逐渐被淘汰，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选取《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八志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就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和袁宏的《后汉记》在流传，这些书为范晔的著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以这些后汉书为蓝本，博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写成了《后汉书》。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成就超过了前人，而前人的著作又相继散失，于是范书就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在《后汉书》的著述体例上，范晔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本纪方面，它不采用《汉书》的一帝一纪制，而是向《史记》学习，像《秦始皇本纪》后面附有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传一样，把在位时间短、事迹又不多的殇、冲、质三位皇帝附在其他帝纪的后面，这样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两得，事半功倍。另外，与《史记》、《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不同，《后汉书》专门为皇后写了本纪，开皇后从传入纪的先例。这样的改动，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正好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在《汉书》以外，他还创立了宦官、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七篇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其中《列女传》，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限，记载了才行优秀的妇女，如博识多学的女史学家班昭、才华出众的女诗人蔡琰、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等。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写了《列女传》，打破了以往史书中受正统思想影响而不为女性（除皇族女性外）立传的禁例，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河，显示了范晔的良史才识。他有司马迁的胆识，绝不是班固等人所能比拟的。后世著史者有的也承袭了《列女传》的体例，但将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从编撰思想来说，比范晔要逊色很多。
《后汉书》的列传，还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褒贬之意一目了然。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就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立了合传。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五人庸碌圆滑苟合因循为一类，以示讥讽。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东汉的历史，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叙事的范围。张角弟兄不单独立传，他们的事迹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也反映了范晔的立场。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编次周密，叙事简明而周详，记事有重点而不遗漏，又不完全囿于旧有的模式，而是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点重新设计编排，使得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类历史人物得到集中的反映。另外，有的篇目如《东夷列传》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当时称倭国）的情况，又《南蛮传》也为前所未载，若不是范晔的记载，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王应麟高度赞叹范晔编撰之功，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可见，范晔的《后汉书》剪裁得体，文笔精练，使纪传体走向了成熟和完备。
他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其中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重视历史评论，是自司马迁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也是范书最鲜明的特点，他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他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如对光武帝刘秀的评价就很客观公允；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如《后汉书·陈蕃传》中对陈蕃的节义的赞颂。他批评佛教教义，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美即褒，丑则贬，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还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他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并且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就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作为史传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著作，《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细节的摹写，语言运用的骈俪优美和思想感情的抒发流露等三个方面。
《后汉书》所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冀，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都是成功描写的范例。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作为科学家，张衡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著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不由地为我国古代科学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赞叹不已。《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诏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又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范晔还长于肖像描写。如《光武帝纪》中写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几句话便显现其帝王之相。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
《后汉书》产生于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趋于独立的时期，语言的运用也趋于优美骈俪。文中除多用四字句和对偶句外，还出现了四、六字句相间的标准的骈体形式。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其中的“序”、“论”、“赞”中，如《西羌传》的“论”对偶工整，骈俪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后汉书》的叙事语言，乃至人物的对话，也追求骈俪化。和语言的骈俪化密切相关，《后汉书》行文中还时见语言的韵律美。特别是传记末尾的“赞”，全为精致的四字句，范晔自诩其“殆无一字空设”，足见其锤炼之功。如《党锢列传》的“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荻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此“赞”每两句为一节，每节都押韵，韵律整齐，和谐优美，读来朗朗上口。可见，《后汉书》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史上的一种新文体的萌生，它对南北朝乃至后代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定的抒情特色，行文中常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是《后汉书》的又一个文学特点。读其《逸民列传》，可见对隐逸生活的欣然向往，而读其《宦者列传》，则可见对祸国殃民的宦官们的深恶痛绝。《后汉书》最饱含感情的部分亦在其“序”、“论”、“赞”中，如其《党锢列传》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槩，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宗室而不顾。至于子（范滂）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字里行间饱含对膺等舍生取义的赞美。《后汉书》的这种饱满的抒情特色，可能与范晔的心境有关，感情的蕴藉也与司马迁有些相像，但班固却不一样。从这点来看，它要比《汉书》突出一些。
《后汉书》博采众书，成一家之言，在《宋书》和《南史》的《范晔传》中都有强调，他们说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一方面说范书博采众书，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说他独辟蹊径，创一己之见，成一家之言。的确这样，范晔的整理之功值得肯定，其创新才能也应该给予表彰。在作史的指导思想上，范晔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明确归结为“正一代之得失”的撰史宗旨，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是史学指导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后汉书》的注家，南朝梁刘昭算第一个，后唐高宗之子李贤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于是就散逸亡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