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曾说过诗歌应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将清新自然作为诗歌的语言风格，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明净、清纯之美。例如《宣城见杜鹃花》的“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清灵幽静；如《赠汪伦》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朴实真诚；《早发白帝城》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流畅自然。它们都有一种经过提纯之后归于明净的美，一种浸润着飘逸的灵动之美。
李白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不仅是因为他把屈原之后的浪漫诗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他歌颂理想，蔑视权贵，形成了高傲而独立的人格，让许多生活在尘俗之中的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他特立独行的勇气，赞叹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达了他对李白、杜甫的倾慕之情。此后李贺、苏轼、陆游、辛弃疾、龚自珍等都深受李白诗的影响，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浪漫情调的艺术作品。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的地位还在于他是盛唐诗歌的代表，也是六朝以来诗歌发展道路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廓清了齐梁诗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充分吸收了六朝诗歌的精华，特别是鲍照、阴铿、庾信等诗人和南朝民歌的清新自然，从而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李白的才力和诗情，正是六朝诗歌讲究天工和思力相统一的产物。李白是幸运的，他成长于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经历了一个欣欣向荣、充满乐观精神的时代，从而成长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四、杜甫：历尽沧桑的人生书写
如果说李白是盛唐浪漫精神的体现，那么杜甫则代表了安史之乱前后大部分士人的忧患意识和写实精神。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天宝年间繁荣的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危机，也遭逢了天下大乱的颠沛流离，品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悲欢离合。他们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失去了浪漫的幻想，变得苍老成熟了许多。他们不再单凭少年精神去讴歌理想，而是更加现实地思考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安乐，用他们充满沧桑感的笔触去刻画风雨飘摇中的社会和人生。在这种背景下，唐诗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着深沉、苍凉的方向发展，仿佛天气由夏入秋，渐渐带有一丝凉意似的。
杜甫就是处在这一转变中的诗人（图1-11）。他一方面继承了盛唐诗歌的博大、宽广和浑厚，并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辛酸和沧桑，使盛唐诗歌的清新明快带有了深沉忧郁的基调；另一方面，他更多采用思力来写诗，充分利用格律、技巧来推动诗歌形式的完善，从而成为唐代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诗人，成为唐诗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杜甫（712—770），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远祖杜预为西晋名将，曾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甫一直引以为豪。后家族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为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是崔融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里，杜甫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自己很小就开始学习诗歌，十五岁就能与当地的文人们交往。二十岁以后，他便开始漫游，先去吴越，后走江南，再返洛阳。他参加过进士考试，考场失意后，又漫游齐赵，天宝三年（744）又回洛阳。在洛阳，他遇到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二人同游梁、宋，遇到高适，三人一起又游玩了大半年。然后杜甫到兖州探望父亲，与李白分开。
天宝五年（746），杜甫到京城长安寻找出仕的机会，但李林甫把持朝政，嫉贤妒能，于是杜甫只能蹉跎无奈地等待机遇。第二年，朝廷举行制举考试，李林甫没有录取一人，却向玄宗汇报说“野无遗贤”。在接二连三的挫折中，杜甫不仅精神上受到打击，而且经济上也日趋困难。他屡次三番干谒达官贵人，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引荐和帮助，但毫无结果。他甚至利用朝廷祭祀大典，写文章呈献，但最终还是石沉大海。在这种百般无奈的等待和无边的失落中，杜甫逐渐由一个士人变成了一个生活困顿的市民。饥寒交迫，使他与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他说自己“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①，在见识了贵族的骄奢淫逸和百姓生不如死的社会现状后，特别是回到奉先县家中，“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②，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社会的观察更加理性，对百姓的痛苦体会得更加深切，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考也更加冷峻。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先把妻子儿女从奉先县安置到白水（今陕西白水县）。不久，白水被叛军攻打，杜甫又携着家人向北逃难，以难民的身份，尝遍了流浪和逃亡的全部酸辛。等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他立刻把家人安置在鄜州，打算只身投奔。他的《春望》、《哀江头》、《月夜》等诗作，就是困在长安时感慨国破家亡、思念远方妻儿时所写的。
后来，杜甫寻找机会逃出了长安，衣衫褴褛，在凤翔见到了唐肃宗。肃宗看他赤诚投靠，任其为左拾遗，担负劝谏和荐贤的职责，杜甫的奔波总算得到了回报，做了这个从八品的官。但不久，他就上疏替自己的布衣之交、因兵败被降职的房琯说情。这件事惹火了肃宗，经过一番审讯，虽然宣告他无罪，却被打发回家探亲，这说明统治者已经疏远了他。杜甫一路走，一路看，写下了长诗《北征》。该诗记述了兵荒马乱下诗人的困苦。长安收复后，杜甫和妻子儿女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第二年，他被调到华州做司功参军，管理祭祀、教育等事务。在这一连串的政治失意中，杜甫越来越多地关注下层百姓的生活，他用沉重的笔触记述了其所见所闻，完成了著名的“三吏”、“三别”等诗作，奠定了自己诗歌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可惜杜甫只在华州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一方面迫于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在这里并不会有什么出路，就辞职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入蜀，到达成都。上元元年（760），他在高适等人的资助下，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了草堂，总算结束了四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在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严武的资助和举荐下，杜甫一度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成都的这五六年间，是杜甫心境较为平静的时期，他和农民交往，作了一些平和的田园诗，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春夜喜雨》。但严武去世后，杜甫便失去依靠，只好顺江而下去寻求新路。由于沿江的湿气太重，杜甫得了肺病和风痹，脚部有些麻痹，只好在夔州停滞了一年九个月。这是杜甫身心憔悴的时期，也是他晚年诗歌创作的高峰，特别是经过一生的磨难，他形成了沉郁苍劲的诗风；而一直不懈的创作，又使他对七律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把这种诗体的艺术容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顿挫的结构中抒写情志，用凝练的笔触描写景物，《秋兴八首》、《登高》等作品充分代表了他律诗的最高成就。
大历三年（768），杜甫的病情稍轻，他就出三峡至江陵，因兵乱未消而不能回归洛阳，只好流落在江陵、公安、岳阳、长沙、衡州一带。他没有亲朋，只能在船上度日，衣食无着，贫病交加，于大历五年（770）冬，死于漂泊的小船上，终年五十九岁。
李白潇洒飘逸、自由不羁，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杜甫则深沉执著、宽厚博大，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用赤诚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国家、百姓、亲朋好友以及妻子儿女无尽的关怀和担忧。
以饥寒之身而忧怀天下，是杜甫最为崇高的品质。杜甫早年，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充满了进取精神和浪漫情结。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困顿，使他对达官贵族失去了希望，也使他开始面对下层百姓。特别是在逃难和漂泊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最下层百姓的帮助，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因而他常常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去写他们的困苦和遭遇。但杜甫也始终没有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他在冷静的观察中思考，在无穷的焦虑中沉思，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他用诗歌来记述当时重大的事件：如用《前出塞》论拓边战争的残酷，用《兵车行》写百姓的生离死别，用《丽人行》讽刺权贵们的骄奢淫逸，用《春望》记述国破家亡的沉痛。虽然自己衣食无着，他仍怀着“穷年忧黎元”的炽热情怀，忧国忧民，而不是像当时有些诗人那样，在遭逢失意以后，不再关心民瘼，而是抱着“独善其身”的观念，躲到寺院或者别墅中诵经，以自我保全。
以宽容精神善待人生，是杜甫最为博大的襟怀。杜甫虽然历尽贫寒，却总对朋友、亲人、邻里甚至自然山水充满无尽的热爱和关心。他与李白是好朋友，常常赞叹李白的“飘然思不群”，先后作了十几首诗来思念他。他还作了大量的赠别诗，来勉励每一个朋友，或要勇于承担责任，或要靖国安民，或要清正廉洁，或要保重身体，处处流露出对朋友的无尽牵挂和真诚期待。或许是常年漂泊，他对妻子儿女总是牵肠挂肚，他不仅在烽火连天中思念家信，而且在月夜中想念妻子，还痛惜小儿的早夭，笑看儿子的顽皮，体现出一个丈夫和父亲深沉的责任感。此外，他对山水美景的赞叹，对一草一木的观察，也都充满了深厚的怜爱之情，无论景色开朗明媚还是阴沉伤感，都令他诗情涌动，都成为他情志得以表述的最好媒介。
杜甫之所以成为一个集大成的诗人，是因为他用史诗一样的笔触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真切地表现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状，也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幸的遭遇和心路历程。他的描写细腻真实，客观冷静，因而他的作品被誉为“诗史”，而且他的诗歌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凝聚了这段历史最为深刻、惨痛的一幕幕，使我们在体察历史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诗歌所能达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
善于叙事是杜甫诗歌被称为诗史的重要原因。任何文学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社会现实，抒情诗书写的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哲理诗则表达的是人们的思考和认识，但叙事的作品则更为直观地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杜甫充分利用叙事诗特别是乐府诗这一体裁，多角度地展现了安史之乱中人们的喜怒哀乐，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仿佛经历了一段段历历在目的生离死别。例如在他典型的叙事诗《新婚别》中，杜甫选取了新娘和新郎的暮婚晨告别这一镜头，用这种特殊的遭遇来刻画新娘的心理状况。面对刚刚成亲却要面临离别甚至不知能否再见的丈夫，新娘一方面表达了他希望和丈夫不分离的情感，希望能随丈夫一同到军营，“与君永相望”；另一方面也表述了她在家国危亡时的理性，她担心自己到军队会影响士气，因而希望丈夫不要挂念自己，“努力事戎行”。该诗作通过塑造这样一位忠于爱情又通情达理的妇女形象，既表达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表达了人民希望平息战乱的愿望。这种典型的艺术概括，还体现在他“三吏”、“三别”的其他篇章中。叙事作品所塑造的鲜明形象、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以及故事流程，能够表现出历史进程中最为深刻、独特的一角，因而杜甫的叙事诗成为我们了解唐代历史的一个灵动的窗口。
这种把论断和情感寄托在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使杜甫的叙事诗具有感人的力量。诗歌叙事不同于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诗歌叙述客观事件时，常常要浸润着许多主观的情感、论断，以寄予作者的爱憎倾向和是非观念。杜甫常常充分利用细节描写来激发读者的感情，如《兵车行》中的“爷娘妻子走相送”，渲染出一幅妻离子别的出征场面，国破家亡的惨痛、作者的同情和伤感跃然纸上。诗人能通过简单的描述寄托深厚的情感。他还多借用对话或独白的手法塑造人物，如《垂老别》以一位老人口吻叙述自己的从军经历，《无家别》以一个单身汉的自言自语来写其不幸遭遇，而《新安吏》、《潼关吏》则通过对话来叙述。言语之间，主人公的遭遇情感得以淋漓尽致地传达。特别是《石壕吏》先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又写“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看似客观的叙述中，隐藏着作者鲜明的爱憎倾向，结尾写“独与老翁别”，更寄托了作者的沉痛之感和无奈之意。
将沉郁顿挫的风格贯穿到各种各样的诗体中，是杜甫成为集大成者的又一原因。杜甫诗歌在形式上博采众家之长，其所创作的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甚至绝句、乐府诗都被后人推崇①。例如五古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洗兵马》，五律的《月夜》、《春望》，七律的《秋兴八首》、《登高》等，乐府歌行体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都充分发挥了各种体式的声情意蕴，把这些诗体的艺术容量发展到极致。它们或雄浑奔放，或悲壮沉痛，或清新自然，或简朴古直，多彩多姿，但总体来看，却总有沉郁之气、顿挫之感。清人吴瞻泰在《杜诗提要》中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他认为沉郁是他诗歌的意境内容方面的特征，而顿挫是他的诗歌技法所表现出来的声情感。这是有道理的。杜甫的诗歌意境雄浑深沉，气氛悲凉苍茫，章法曲折多变，音韵抑扬顿挫，语言凝练含蓄，即词约意丰、言简意赅。在内容上，他把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形式上，则对此前各种诗体进行探索，特别是对七言律诗的技法作了全面的创新，使之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体式。
杜甫虽然也有高超的才情，但由于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原因，他的诗歌更多的不是表现飞扬的才性和浪漫的诗思，而是带有一种思力的安排。我们常常能够深入到他的诗歌内部，看出他在诗歌意境、声韵、词汇上面的刻意追求。因而他的诗歌总带有一种思致的、沉淀的和凝重的美感，区别于李白的巧夺天工、无迹可求。这一方面反映了杜甫在学习前代诗歌、继承盛唐精神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并确立一种新的诗学规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谢灵运所开辟的重视思力的诗歌发展道路得到了更为鲜明的凸现。此后，白居易、韩愈、李贺、黄庭坚等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试图从各个方向通过“笔补造化”的方法，在“盛唐难续”之中，寻找诗歌的自新之路，从而拉开了唐宋之际诗歌转型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