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著名戏曲家李玉根据吴县黄向坚万里寻父之事还写出了名剧《万里圆》。此剧又名《万里缘》。大意是说黄孔昭在明末崇祯年间中乡试，被选授大姚县（今属云南）知县。可是正值清兵南下，南明小朝廷的权臣不思何以抗敌，仍然在为争权夺势钩心斗角。史可法等爱国将领誓死要恢复明朝江山，可是马士英专权，唯恐自己地位不保，就处处掣肘，使史可法等人寸步难行。黄孔昭无力抵御清兵，明朝灭亡后，他只身逃命天涯，也无颜再回家乡。可是他的儿子黄向坚以为他的父亲没有过错，遂从家乡江苏出发，开始了万里寻父的征程。黄向坚历尽艰难终于找到父亲，并一起回归家乡。该剧二十七出，借黄向坚寻父的故事，深深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朽以及清兵屠杀江南民众的累累罪行。
黄向坚万里寻父是事实，有黄向坚所写的《寻亲纪程》一书为证。当时此记在江南曾广为传播。《万里圆》戏曲可以说就是在《寻亲纪程》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比如戏曲中所写史可法的忧国和马士英的丑行那是《寻亲纪程》所没有的，还有士兵诉说清军屠杀苏州民众也是《寻亲纪程》没有记述的。就是《寻亲纪程》写了的内容，戏曲也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进行了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又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比如《寻亲纪程》记录了其家“有籍没等事，频年受难”几个字，戏曲则用了整整两出（第二十一、二十二出）细致演述了抄家的过程和黄家不同人物的情感和行为。
由于《万里圆》表演时事真切，作者情感丰富真实，所以此剧在当时非常感人。有人记录说当时无论妇人小孩在看戏时都被感动得哭一回又笑一回。尤其“打差”一出最为人赞赏。清宣鼎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就有《咏打差》诗说：
假虎威，赶近前，欺孤苦，殊可怜。那问鸡竿赦在先，那问雨露邀皇天，那问无辜事多年，那问已过之事不值分文钱。但道有钱则已，无钱则搨黑索，去向石头城下住，犹如饥鹰来搏兔。
欺孤苦，假虎威，恼动黄家游侠儿，眼中火星迸起一千丈，爪痒借擦魍魅皮。一击犹作饿鸱叫，再击已变寒鸦啼，抱头鼠窜那辨东与西，得路则逸那问高与低。咦嘻！公门修行竟如此，碧翁紧闭双瞳子。举世若无游侠儿，孤苦之人将被人欺死！
民众在各个时代都期盼和平安定，家庭幸福欢乐，可是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统治者的争权夺势，扩张版图，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更迭，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不管谁胜谁败，给民众带来的只有灾难。还是元曲家张养浩《山坡羊》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历史变迁的真谛。正是战争灾难造成无数家庭离散，戏曲才创作出一本又一本的“寻亲记”。
四、从《鸣凤记》开始
明代的严嵩和魏忠贤是两个著名的权奸。当时有一批忠臣义士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斗争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悲壮激烈，可喜的是两个权奸的阴谋都没有得逞，最终他们也没有得到好下场，但是忠臣义士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在斗争白热化时一些戏曲爱好者就把这两场政治斗争搬上了戏台，再现了英雄志士的浩然正气，批判了权奸的无耻罪行。
明朝嘉靖年间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爪牙赵文华、鄢懋卿等人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欺君误国，为非作歹，坑害贤良，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大臣夏言力图恢复河套失地，斥责严嵩当权误国，结果被严嵩害死。继而严嵩又用克扣军饷、贻误军机诬陷名臣曾铣致死。杨继盛奏本弹劾严嵩，反遭毒打酷刑，最后夫妻双亡。因为邹应龙、林润会试及第没有拜谒严嵩，却去祭奠了夏言的亡灵，严嵩就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董传策、吴时中、张翀等人看不过眼，联名揭发严嵩徇私舞弊，又被毒打充军。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严嵩构陷囚于死牢，王世贞也被迫解职。于是王世贞兄弟两人每天跪在严府门前替父求情，又跪在大道上向各路权贵求救，可是人们都惧怕严嵩，竟无人援手，其父终被杀死。于是有人面对严嵩及其爪牙的嚣张气焰和累累罪行，气愤不过，遂如宋人将“祖杰事”写成戏文一样，将严嵩罪行汇集提炼编成传奇，即《鸣凤记》。
该戏第一出“家门大意”说“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所以戏名就叫《鸣凤记》。戏以时事为据，写杨继盛和邹应龙等十义士与严嵩奸党的殊死搏斗。全剧四十一出，前半以杨继盛为中心，后半以邹应龙为中心。剧中人物姓名全用现实人物真名实姓。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言力图收复河套的斗争写起，到四十四年（1565）严世蕃被诛结束，反映了明朝中期一场历时十七年的忠奸斗争。在剧作完成上演时，一些剧中人物还依然健在。有人说《鸣凤记》就是王世贞写的，或说是他的家人写的。
剧作真实再现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十位忠臣义士披肝沥胆忠心报国，一个个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一个个形象光彩照人。尤其是杨继盛的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他不畏权奸，明知凶险在前，不顾家人劝阻，不顾鬼神警告，毅然修本劾奏严嵩。在他被严嵩奸党判处死刑、绑缚法场、面对生死关头之时，他却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完全置一己之生死于度外。当他的妻子问他还有什么家事要嘱咐时，杨继盛立即回答：“我平生哪有家事。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大雪纷飞，其妻在丈夫被杀后，修本代夫明志，而后也自刎而死，以求尸谏。这对夫妻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品格和壮烈义行真是催人泪下。
剧作对严嵩一伙的揭露则是不遗余力，再现了他们残害忠良、卖官鬻爵、霸占民田、奸淫妇女的种种丑恶行为。他们不仅在朝廷肆无忌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作恶多端。像严世蕃强占一美女，玩腻以后竟然将那女子眼睛刺瞎，然后赶出家门，使那女子沦为乞丐。还有一个乞丐叫胡义，原本是严家的恩人，因为在严家没有得势前胡义家总是接济他们。可是严家得势后竟然恩将仇报，霸占胡家田产，胡义状告严家，竟无人理睬。至于剧中写严嵩一伙借抗击倭寇之名大发不义之财，甚至乱杀百姓冒领军功等种种可耻行为不由得不令人发指。所以戏曲家吕天成《曲品》评论此剧说：“记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严贼嵩之意。”戏曲写成演出之时，严嵩一伙正好倒台，因此《鸣凤记》的演出就成为对严嵩奸党垮台的热烈庆贺，也是对壮烈牺牲的忠臣义士的最好的祭奠和告慰。
《鸣凤记》可以说是明清传奇以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的开山之作。从其开始，紧接其后就有一批时事剧问世。如揭露严嵩父子的《鸾笔记》，写葛成民变的《蕉扇记》和《万民安》，写平乱的《平播记》和《龙剑记》，等等。至于鞭挞奸党，揭露魏忠贤、歌颂东林党人的剧作亦有许多。张岱《陶庵梦忆》就记载说：“魏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有人统计达十八种之多。
魏忠贤是继严嵩之后明朝的又一个大奸。他本是一个太监，为人阴毒好谀，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一时结集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他们形成一张大网，垄断朝纲，把持政权。这群“阉党”的气焰比严嵩一伙更为嚣张。《喜逢春》、《磨忠记》等剧就生动描画了“阉党”的生成过程，并揭露了他们残酷迫害忠臣义士杨琏、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等人的滔天罪行。作者编剧的意图很明确，就如《磨忠记》在其序言所说：“是编也，举忠贤之恶，一一暴白，岂能尽罄其概，不过欲令天下村夫嫠妇、白叟黄童，睹其事，极口痛骂忠贤，愈以显扬圣德。”
五、市民伟男儿的赞歌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商业经济空前发达，相应城市市民则成长为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市民勇敢地走上政治道路，他们发起了暴动，干预朝政，表现了他们的力量。敏感的戏曲家则不失时宜地根据市民的斗争事迹写出了新时代的时事剧。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苏州作家群中的李玉。
李玉（约1591—1671），字玄玉（或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别号一笠庵主人。清人吴伟业在《一笠庵北词广正九宫谱·序》中说李玉“甲申（1644）以后，绝意仕进，以十郎之才调，效耆卿之填词，所著传奇数十种，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忠孝节烈，有美斯彰，无微不著。”他和苏州的一些戏曲家都致力于现实题材的剧作，就是题材取自古代也必影射现实。这是苏州一派戏曲家的共同特点。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市民织布工葛成领导当地市民发起了一场抗交苛捐杂税的暴动，时称“苏州民变”。那时苏州和杭州的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苏州有六个城门，各门都收税，一只鸡、一束菜都得交税。民不聊生，纷纷思变，于是人们不约而同联合起来进行了抗税斗争，孙隆闻讯连夜逃到了杭州。愤怒的市民与收税太监抗争了三天，群情激昂。剧中写葛成在斗争中成为群众的领袖，并带领民众击杀了刁钻可恶的太监黄建节，最后迫使当政宣布芟尽一切杂税，斗争以市民胜利告终。但是官府却又要逮捕参加“闹事”的人，于是葛成挺身而出，自己投官说：“领头的是我，把我一人正法就是。如果你们要大肆捕捉百姓，必然还会生成大乱。”于是当政把葛成下狱处死。作者李玉面对家乡发生的时事迅速命笔，及时反映了这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民暴动，作者的识见和勇气不能不令人佩服。这戏的名字就是《万民安》。
李玉更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名作《清忠谱》，该剧是写东林党人和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它比《磨忠记》、《喜逢春》等都晚出，但是这仍然是一部时事剧，而且是明朝写正义之士与魏党斗争最成功的剧作。它以前的同一题材的众多剧作，优点在于迅速及时，但是过于粗糙，类似“活报剧”。《清忠谱》晚出，艺术上则更完美。更重要的是该剧把这场斗争的场面从宫廷移到市井，并塑造了市民伟男儿的英雄形象——颜佩韦。这是李玉继《万民安》的葛成之后塑造的又一市民形象而且是更成功的形象。
《清忠谱》剧二十五出。讲述明朝天启六年（1626）苏州巡抚周起元被魏忠贤迫害解职，东林党人周顺昌为其送别，因在所写的惜别文章中痛斥魏党专权误国，被新来的苏州巡抚毛一鹭和织造太监李实抓住把柄，将周顺昌逮捕入狱。周顺昌在苏州声望很高，他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苏州市民极大愤慨。于是颜佩韦、周文元、马杰、沈扬和杨念如等五人为首，聚集数万人在苏州府衙请愿，强烈要求释放周顺昌。毛一鹭、李实拒绝群众要求，于是愤怒的民众打死了校尉，爆发了一场壮烈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最后颜佩韦等五人被杀，周顺昌也被秘密杀害。直到魏忠贤垮台，被其谋害的周顺昌才被昭雪。苏州人民为纪念颜佩韦五人，捣毁了魏忠贤的生祠，就地建造了五人墓。著名文士张溥写下了有名的《五人墓碑记》。
据说李玉撰写此剧时，他的好友戏曲家叶时章、毕魏、朱□等人曾与他一起商讨编写，所以此剧也可以说是苏州派戏曲家集体创作的产物。此剧把市民群众斗争搬上舞台是一大创举，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次出现手工业者、小商贩、秀才、酒徒、和尚、城市贫民等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情节和场面，气魄宏伟场面壮观。时人看来“似行兵摆阵，好似天将天神，下临苏郡”。甚至连郊野农民闻讯也扛着锄头加入了斗争行列。作为市民群众代表的伟男儿颜佩韦的形象塑造得极其成功。他身为市井下层民众，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没有读过书，却有胆有识，深明大义。他听说周顺昌被捕的消息，愤怒地喊道：“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你一刹扫尘霾。”当几个书生提出恳求官府释放周顺昌的做法时，他说：“求他什么，他若放了周乡宦罢了，若弗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待我们几个领了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众兄弟不可缩头缩脑，大家并里同心便好。”结果他们真的领导了苏州民众抗旨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打死了顽固与民众作对的校尉。颜佩韦勇敢坚定，至死都为自己“打死校尉，万民称快”的豪举而骄傲。
该剧中周顺昌的形象也很鲜明，再现了他的清忠孤直和浩然正气。周顺昌耿介正直，阉党为魏忠贤建立了生祠，众人祝贺，他却冲入祠堂大骂那些人是“豺狼满朝”。被捕时，他视死如归，说：“我若是回头一步品便低。”入狱后，他受尽折磨骨断肉腐，仍然气节凛然。他坚决不给魏忠贤下跪，痛骂魏忠贤“欺君虐民，残害忠良”。他牙被打落，将满口鲜血唾向奸臣，说：“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咀奸肠。”死前他还发誓要变成厉鬼杀死奸贼，表现了他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全剧场面宏大，格调高昂，作者激情满怀，正如该戏第一出“谱概”所言：“思往事，心欲裂，挑残史，神为越，写孤忠纸上，唾壶敲缺。一传词坛标赤帜，千秋大节歌白雪，更锄奸律吕作阳秋，锋如铁。”鲜明的爱憎，对权奸的痛恨与对义士的高歌，贯穿全剧始终。就是在全剧故事情节基本结束，主要人物的归宿都已明确时，为抒发对英雄义士的景仰和怀念之情，作者又写了“祭坟”一出。众人纷纷祭奠五人墓，高声合唱：
〔古轮台〕整冠裳，鞠躬稽颡拜端庄。权奸毒焰高千丈，盈朝趋向，虎口难尝。若个拼生撄抗，草莽英雄，高风独向，锄奸血泪洒公堂。餐刀豪爽，放眉头笑赴云阳。龙比冤舒，共欢魄丧，诸离名享，千载口碑香。灵其飨，英风拂拂鉴穹苍。
〔尾〕孤坟拜别神偏旺，管此去扫除奸党，表义扬忠天壤光。
剧幕落下，余音袅袅，令人有不尽遐想。市民男儿，正义文士，其事迹，其形象，则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此剧可以说完全依照事实撰写。剧本主要人物和事件都真实可信。就连一些生活细节都有根有据。比如周顺昌书写“小云栖”匾额以及周茂兰血书上奏等，皆不是虚构而来。所以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说：“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