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唱词可以说痛快淋漓地为当时的失意文人发泄了不平之气，同时也塑造了一个道德高尚的正直文士的形象。所以几百年后，清代戏曲评论家焦循在他的《剧说》中还称赞此剧：“宫大用《范张鸡黍》第一折，乃一篇经史道德大论，抵多少宋人语录。”
宫天挺，字大用。河北大名人，曾为钓台书院山长。因被权豪诬陷撤职，所以胸中多郁郁不平之气。其友人之子钟嗣成称赞他“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词章压倒元白”。他作有杂剧六种，《范张鸡黍》最有名。
四、杨氏贤惠杀狗劝夫
《杀狗劝夫》在金元时期是广为流行的民间故事，南戏出现就演出其事，后来杂剧兴起，由萧德祥编为杂剧。
故事大意是说孙荣和孙华是亲兄弟。孙荣生活富裕，孙华生活贫穷。孙荣结交的酒肉朋友柳隆卿与胡子转挑拨孙荣与小弟孙华不和。清明时节，孙荣上坟，遇到孙华，竟将孙华责打了一顿。一天大雪，孙荣与柳、胡两人吃酒，孙荣醉倒大街，柳、胡两人竟合伙把孙荣身上的钱偷走，置孙荣于街上而不顾。孙华路过看到哥哥，将孙荣背回家里。孙荣之妻杨氏对小叔极为感谢，请孙华吃完饭再走。这时候孙荣酒醒，发现自己身上的钱丢失了，误以为孙华拿去，就大骂孙华。孙华委屈至极，流泪离去。
杨氏看丈夫那么糊涂，分不清好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向邻家买了刚刚死去的一条狗，然后给死狗穿上人的衣服，趁孙荣外出时，放在了自家大门外。夜晚孙荣从外面回来，发现家门前有一具死尸，他赶紧找柳、胡二友帮忙处理。可是柳、胡二人说什么也不肯出手相助，而且还想趁机讹诈钱财。孙荣没有办法，只得听从妻子的建议去找兄弟帮忙。孙华帮助掩埋了死尸，孙荣才知道还是兄弟亲，于是与兄弟和好。
柳、胡两人因为孙荣不再理睬他们，他们占不了孙荣的便宜，就发恨将孙荣以杀人灭尸的罪名告官。王翛然审理时，孙华挺身而出，主动承揽杀人灭尸之罪。这时杨氏才说出尸首本是一条死狗，目的就是要让丈夫认清好坏人。王翛然于是责罚了诬陷人的柳、胡，表彰了杨氏。孙荣由此彻底明白了亲情伦理的珍贵。
该戏对于浪荡公子孙荣和流氓无赖柳、胡两人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对于杨氏苦心孤诣劝丈夫浪子回头写得也入情入理。由于该故事出自民间，戏曲也先从民间创作，所以曲词风格大不同于后来文人创作的传奇：一是它词语通俗浅显流利；二是它纯是写市井细民琐事，表现下层民众的生活；三是它情感真切自然，头绪清楚，适合舞台演出，民众观赏备感亲切。
《杀狗劝夫》剧中的王翛然是金代著名的清官，本篇第六章关于断案剧的介绍中曾提到有关他的一部《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写其判案事。但是《杀狗劝夫》剧重心不在于判案，而在于说明杨氏之贤和兄弟情谊可贵。此剧因为具有明显的道德劝化意义，所以明代戏曲家多人染指编改，如徐仲由、吕天成、吴中情奴、沈兴白、冯梦龙、徐时敏等人都有改作。
明传奇之《杀狗记》与《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共称为明初四大传奇，曾风行一时。清代戏曲理论大师李渔在他所著《闲情偶记》中即高度评价四大传奇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终始无二事，贯穿只一人也。”
《杀狗记》传奇共三十六出，与杂剧《杀狗劝夫》故事梗概相同，不过细节多有点染加工。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在《杀狗记》中哥哥名叫孙华，弟弟叫孙荣；孙荣是一个书生，身份比《杀狗劝夫》中的弟弟文雅得多了；杨氏也知书达理，还多了一个义仆吴忠、老仆王老实和小仆安童；增加了一些劝说的情节。总之传奇比杂剧表演更加细腻了。故事的背景已由市井细民向官宦子弟人家偏移，其社会意义也有所加深。在艺术上由于两个剧种的不同，《杀狗劝夫》杂剧只是一种男角色歌唱，传奇则生旦都可以歌唱，这就使杨氏的性格得以更多展现。如第四出杨氏所唱：
〔积贤宾〕官人近日心恁偏，与兄弟结冤。每日与非亲同欢宴，把骨肉顿成抛闪。不听劝谏。怕迤俪日疏日远，长挂念，恐一宅分为两院。
〔琥珀猫儿坠〕良药苦口，逆耳乃忠言。叹我儿夫不信贤。几番劝解反埋怨。难言，问甚日何时，得他心转。
这些歌唱就细致地表现了杨氏的忧心忡忡，为日后她一劝再劝，以至设法使误入迷途的丈夫回心转意作了很好的铺垫。
五、《五伦全备记》说五伦
早在元末明初，高明写《琵琶记》就自觉提出戏曲创作“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所以他的创作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热烈称赞。从那时作剧讲究风化就成为明代一些剧作家特别是上层文人的戒律。
丘濬（1419—1495）字仲琛，海南琼山人，进士出身，历官国子祭酒、礼部尚书，至武英殿大学士。他身为朝廷重臣却秉笔创作了一部著名的传奇——《五伦全备记》。这就说明戏曲在明代已经登堂入室，而且朝廷已经认识到戏曲的教化功能实在不容忽视。这正如丘濬在《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中直截了当的说明：“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无紧要，纵是新奇不足传”。他特别看到戏曲的教化作用，说：“近世以来做成南戏北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作的多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一部《五伦全备记》就是要树立儒家所谓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怎样处理的楷模。他把戏曲直接作为了进行封建说教的工具。
《五伦全备记》二十九出，该剧按照忠臣、孝子、贤妻、良母、德兄、义弟、信友等理念编造出剧中人物事件，在剧中时时处处进行封建道德说教。该剧讲伍伦全和伍伦备是异母兄弟，他们自幼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儒家老师古别先生教导他们的全是儒学经典，使他们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合乎儒家教义。剧中成为他们妻子的施家女儿，在未出嫁时，家庭教育也是封建纲常伦理，什么“三从四德”之类。伍伦兄弟在亲生父母亡故后，对继母范氏极其孝敬。他们的婚姻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小家庭都是夫唱妇随。婆婆生病，媳妇都尽力侍奉。兄弟俩和睦相处互相友爱，在遇到危难时争先赴难。对待朋友他们都讲信义重然诺。他们参加的科举考试也完全是以礼教取人。因为伍伦全文有余，伍伦备理趣足，所以伍伦备获得第一，名次在伍伦全之上。他们修身齐家而治国，在朝廷为官也竭尽忠诚，伍伦全任职谏议大夫，敢于“犯颜直谏”，在被胡人俘虏后，他以史书上的忠义节烈为楷模宁死不屈。他的忠肝义胆使胡人大为敬佩，不但不难为他，反而放他回国。
该戏可以说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图解，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没有什么感人的情节，只是一味地说教。全剧处处充斥封建说教和儒家语录。按说这种戏曲是不会有艺术生命力的，但是由于它在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上具有特别的作用，作者的身份地位又不同一般，所以在上层社会它被吹捧被模仿，在戏曲史上竟形成一股很强的创作逆流——作者辈出，坊刻充栋，而佳者绝无。一一都是为名教作宣传，代圣贤立言讲道，就是一些优秀的戏曲家或优秀的剧作受这股强大的遂流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也都沾染了这种封建伦理的酸臭味。像李开先的《宝剑记》、沈璟的《义侠记》中都含有这样的糟粕。
《五伦全备记》在艺术上是失败之作，所以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戏曲家就要纠正其失，力图在艺术上也能够站得住脚。于是就有了邵灿的《香囊记》。邵灿字文明，一说字宏治，江苏宜兴人。他不曾为官，是一个老学究。他明确宣布他写戏的目的就是要“续取五伦新传”，纠正时下薄俗世风。全剧内容正如其剧末终场诗所言：“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但是因为他看到了《五伦全备记》的缺陷，所以他不敢再凭空捏造，而是取材历史，加以附会编改。其中有不少关目又参照元杂剧中的名篇仿作。
《香囊记》四十二出，讲述的是南宋初年名臣张九成的故事。张九成与张九思是亲兄弟。他们自幼丧父，他们的母亲教育他们读书成人。然后他们一起参加科考，九成中了状元，九思名列第二。但是因为九成在试卷中斥责了权奸，得罪了宰相秦桧，遭到秦桧的打击报复，把他派往边寨监军，后来又派他到金国的五国城去看望被掳走的宋徽宗和宋钦宗。结果九成被金国扣留长达十年。在这十年间，九成始终坚守忠贞气节。九思因为不知兄长情况，就北上寻找，长久和家里失去联系。家里的老母和九成的妻子遭遇灾荒，又遇到宋朝迁都，婆媳跟随众人逃难，却又失散，媳妇流落乡间十年，艰难守身，抗拒了当地富豪多次非礼。后来九成得到朋友王伦的帮助逃回家乡，最后全家团圆。
该剧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组织以及言辞演唱方面，都比《五伦全备记》要高出许多。它纠正了《五伦全备记》的陈腐、板滞、拖沓、俗滥，但是却矫枉过正，一变而为绮丽、典雅、虚浮、骈对，全剧虽然不像《五伦全备记》那样满目都是儒家经文令人生厌，但是它的辞赋满篇，什么《马赋》、《将军赋》、《边塞赋》，甚至让金兀术去吟诵长达千字的《边塞赋》，简直不伦不类，纯粹是有意卖弄。它的触目可见的典故和堆砌的辞藻、古人的诗句、明显的做作令人感觉甚不自然，不合乎生活实际。
邵灿和丘濬一样是“掉书袋”，不过两人“所掉”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丘濬的影响在于使戏曲创作步入说教伦理道德的歧途，邵灿的影响却在于戏曲由此又出现了专注文辞骈俪的一派。所以王骥德《曲律·论家数》说：“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辞家一体。”
歌颂传统道德和人品美德，原本无可厚非，而且也应当是戏曲大力编演的一个主题，但是如果落入陈俗老套，陷于封建说教的泥潭，或者一味讲述陈词滥调，喋喋不休，就只能令人生厌。再加宣扬愚忠愚孝，如紧步《五伦全备记》、《香囊记》后尘之流的一些戏曲，那就真的只能让人为那些作家、作品感到悲哀了。
六、“一人永占”讽世情
李玉作有传奇《一捧雪》三十出、《人兽关》三十三出、《永团圆》三十二出、《占花魁》二十八出，四戏风行一时，人们将其合起来简称作“一人永占”。“一人永占”四戏总体旨意在于有感明朝末年世风日下，世情复杂，人心不古，因此有意讽世，警醒世人。因为四戏所讽切中时弊，能引起民众共鸣，所以四戏的创作和演出成功，使李玉霎时名扬四海。
《一捧雪》的故事原型是说明代嘉靖年间太仓人王忬有一个家传玉杯为稀世之宝，名为“一捧雪”，还收藏有宋代人张择端所绘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此事被好事者传到奸臣严世蕃的耳朵里，他恨不能把天下宝物都搜罗到他自己手里，就向王忬索要玉杯和画图。王忬不敢违抗，又不甘心把自家祖辈传下来的宝物送人，于是就以赝品应付。谁知有个姓汤的裱褙匠是个内行，他一眼认出赝品，就对严世蕃说了。严世蕃很生气，就对王忬怀恨在心，借故把王忬下于大狱。此事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一捧雪》可以说是时事剧。不过剧中把王忬的姓名隐去，换上了另一个姓名——莫怀古。不过也有人说“一捧雪”是另一个大吏赠送严世蕃的，该戏是将两人事捏合一起编写的。不管是据一人事或两人事写成，该剧热情歌颂了为人应当讲究一个“义”字，讲述了主仆之义、朋友之义是道德情操高尚与卑鄙的具体表现。
“义”与“不义”两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尖锐冲突在《一捧雪》剧中贯穿始终。汤勤流落江湖饥饿难挨，善良宽厚的莫怀古把汤勤从死亡线上救下，尊为上客，可是谁知道汤勤人面兽心，他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献媚奸臣严世蕃，以怨报德，非要置莫怀古于死地。汤勤的作为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世风的浇薄。与汤勤相对，仆人莫诚代主而死，婢妾雪艳杀贼自尽以及戚继光为友仗义的行为都令人钦敬。戏曲描写问斩莫怀古之时，其仆人莫诚乞求替代主人去死，说：“乌鸦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马有渡江之力，这犬有救主之心。畜生尚且如此，难道小人不如禽兽乎？”莫诚知恩图报令人钦敬，而汤勤忘恩负义则令人不齿。
《人兽关》也是谴责忘恩负义之作，取材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不过小说人名是桂迁，戏曲则改为“桂薪”。故事基本依照小说展开，讲述了桂薪为富不仁，因为他曾受施济的厚恩，可是他却不知报答。最后其家人变成了施家的狗，桂薪才后悔不已。其末出《妻妾团圆》有诗道：“为人为犬事偏新，描出须眉宛似真。笔底锋芒严斧钺，当场愧杀负心人。”正说明该剧意旨就在于嘲讽世俗人情，只认钱财不认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都是“人面兽心”可就令人生畏了。该戏所以取名“人兽关”，其意就是指出时世有多少人“炎凉异势，负德背恩”甚或禽兽不如，要人们提高警惕。
《永团圆》则把批判矛头直指势利小人。该剧讲述蔡文英本来与江纳家女儿江兰芳有婚约，可是因为蔡家家境陷入穷困，江纳遂逼迫蔡文英退婚。兰芳出逃投江。官府将江纳次女蕙芳判给了蔡，后来蔡为官有了权势，兰芳得救，此时又与蔡团聚。两女最后都归一蔡，穷书生扬眉吐气。江纳前倨后恭，可怜可悲，可卑可恶，如此势利之人令人不齿。该剧旨意在剧末一首下场诗说得很清楚：“一段姻缘耳目新，每从节义显彝伦。当场不独夸词调，唤醒当今势利人。”
《占花魁》故事原出自《醒世恒言》卷五《卖油郎独占花魁》。该剧演小油郎秦重忠厚老实，终于赢得青楼女子莘瑶琴的爱情，最后两人结为连理。但是剧作与小说多有不同。特别是背景更加广阔，对秦重和花魁娘子的身世描写得更加细致，命运更加悲苦，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彼此感情更有沟通的基础。这似乎是一出爱情剧，但是该句对万俟公子的刻画则明显意在讥讽世事，有多少公子哥儿追欢买笑，生于富贵，长于豪门，沉沦酒色，横行市井，欺男霸女，这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又一种市井风景。
四种剧作以《一捧雪》和《占花魁》成就较高。这还不过是李玉早期的作品，到他后期创作的戏曲现实意义就更加深刻，这在前面我们已经有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