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中的孙子楚就是一个典型的情痴。作品开头描述他：“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赪颜彻颈，汗珠珠下滴。”就是这样一个有“痴病”的人，在男女关系上绝不肯逢场作戏。他不顾门第的悬殊向阿宝求婚，当听到阿宝的一句玩笑话“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时，便信以为真，即用斧子把枝指（六指，孙子楚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手指）砍掉。他的痴情使阿宝震惊，但又开玩笑提出要去其“痴”的条件，他竟认真地“闻而哗辩，自谓不痴”。当他第一次见到阿宝时，痴情大发，魂随阿宝而去，直到家人到阿宝家招魂他才转醒过来。他的痴情又一次打动了阿宝，阿宝也深切地感受到他在深深地爱着自己。当他第二次见到阿宝后更是朝思暮想，但又无缘再见，“每自恨魂不复灵。家旧养一鹦鹉，忽毙，小儿持弄于床。生自念：倘得身为鹦鹉，振翼可达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与阿宝朝夕相处，并当面向阿宝表白了爱情。阿宝为他的深情所打动，终于嫁给了他。在阿宝与孙子楚的恋爱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家族的利益，更不是金钱关系，而完全是纯真的感情，是建立在痴爱基础上的爱情。对于孙子楚的痴情，作者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连城》中的乔生与连城相爱，至死不渝。他们的爱情遭到连父的阻挠，硬将连城另许王家。当连城重病不起时，有一西域头陀说能治好她的病，但必须要有男子膺肉一钱和在药里才行。连父派人到王家，请求女婿割肉救女，遭到断然拒绝，连父只好宣告“有能割肉者妻之”，乔生毅然前往，割肉救了连城。连父为了毁约，付给乔生重金，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随后拂袖而去。乔生为报知己，不爱膺肉，不受重金，完全出自一片赤诚之心！当连城派人告诉乔生说，她“三年必死”。乔生则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乔生对连城的倾慕出自真心。连城含恨而死，乔生也一痛而绝，二人在阴间相会。还魂前，他们唯恐再发生变故，便先结为夫妻。正因乔生与封建势力的阻挠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才终于战胜阻碍与连城情意相酬而成连理。
《香玉》（图4-12）中的黄生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为人移去，黄生日日临穴哭吊，结果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青凤》中的耿去病与狐女青凤相恋，耿生不避险恶，急难相助，对青凤感情恳挚；青凤也不畏礼教闺训，爱慕耿生，终于获得幸福结局。
《瑞云》中的贺生遇到妓女瑞云，瑞云爱贺生才华，不因他贫穷而嫌弃他，愿托以终身；而清贫的贺生却没能力跟她相聚，给她赎身。不久，有位异人在瑞云额头上按了一指头，瑞云脸上留下一块墨痕，并一天天变大，美女瑞云变得丑状类鬼。这个时候，贺生毅然将她赎回家。瑞云不肯以正妻自居，贺生大义凛然地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异人帮瑞云恢复了如花的容颜，而且感叹道：“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此乃知己之恋啊！
《乔女》中的孟生不嫌乔女“黑丑”，只看重她的高贵品质，真心想娶她为妻。在当时以貌取人的社会里，这种纯真的感情是难能可贵的。而乔女就像伟丈夫一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孟生知遇之情，于孟生死后，不顾世俗非议，以寡妇之身为他争回家产，抚养遗孤，教子成材，至死不渝。
还有《婴宁》中的王子服、《白秋练》中的慕蟾宫、《连琐》中的杨于畏、《青娥》中的霍桓、《阿绣》中的刘子固、《花姑子》中的安幼舆等，都是典型的男性“情痴”形象，他们都十分珍视爱情，尊重女性，一遇到红颜知己，便投入全部的感情和热情。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最后都凭借非凡的力量和际遇，最终能够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花姑子》中的安幼舆却没能如愿。安幼舆对花姑子痴情入骨，可花姑子怀上孩子后却悄然离去，后来花姑子将孩子送回。安幼舆独自抚养着孩子，终身未娶，在寂寞惆怅中，度过了余生，终究没能等来花姑子的再次回顾。
蒲松龄笔下花妖狐魅的爱情故事既继承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传统模式，又以更繁复的情节和更纯熟的艺术手法大量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真情真爱。作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香玉》），真情真爱，可以逾越人妖之别，突破生死界限！
在这些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为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死，可以生，可以死而复生，可以生而复死，甚至变成异类，而一片深情，终不动摇。一切艰难险阻、世俗偏见，在他们坚贞不屈的斗争下，终于宣告失败，只是变成必经的磨难而已。这类描写以丰富的想象，诗意的夸张，充分肯定了情的力量和它的合理性，批判和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
2．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寄托美好的愿望
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贪官暴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这些都在《聊斋志异》内有所反映。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暴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对无法反抗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作者只好借助鬼神等超自然的力量来达到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促织》（图4-13）讲的是主人公成名因被迫交纳促织（蟋蟀）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成名因无法纳贡而“忧闷欲死”，继又“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甚至“转侧床头，唯思自尽”；接着成名儿子因不小心弄死一只蟋蟀而吓得投井自尽，成名夫妇“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因为统治者甚好小虫，而逼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后来成名儿子魂化促织而轻捷善斗，才使成名一家免去灾祸。这个最后有了喜剧结果的故事，读了还是让人觉得无比辛酸。喜剧的结局，蕴涵着深沉的悲哀。作品反映了皇帝的荒淫无道、巡抚县令和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席方平》（图4-14）通过席方平魂赴地下、代父打官司申冤的曲折故事，反映了官吏贪赃枉法、人民含冤难伸的社会现实。作品虽写幽冥，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投影。席方平不屈不挠，抱着“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决心在阴间一直喊冤上告，忍受着各种酷刑，他始终不肯屈服。阎王又软化他，利诱他，答应让他重新托生为人，在生死簿上注明方平下一辈子有千金之产，百岁之寿，然而席方平变成了呱呱而啼的婴儿，愤不吃乳，又返回阴间，继续告状，终于告到二郎神跟前。最终二郎神审判，平反了这个冤案，还写了一个很长的判词，分别声讨判决了冥王、城隍郡司、隶役、羊某等。作者借助二郎神之笔对人世间司法的腐败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谴责。这哪里是什么阴间幽冥，其实就是人间地狱的反映。
其他如《梦狼》以白翁的梦境和白翁次子的现实见闻，两相对照，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府吃人的本质，并大胆而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潞令》写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百日，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典史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便诬陷说小偷是梅女的情人，逼死梅女。《书痴》中的彭城邑宰史某为了一睹郎玉柱妻子的容颜，竟利用职权，拘郎下狱，严刑酷打。《窦氏》写世家子弟南三复诱骗了农女窦氏，有了孩子后却拒不承认，窦女抱着儿子投奔南三复，南三复拒不接纳，“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
这些故事形象地揭示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原无皂白”的“强梁世界”（《成仙》），“曲直难以理定”的“势力世界”（《张鸿渐》）。
对于这些黑暗的现实，作者只好通过一些非自然的力量进行猛烈的反抗，以此寄托作者的美好愿望。《聊斋志异》中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有直入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有敢于衔恨雪耻的郎玉柱（《书痴》），有任侠刚猛的聂政幽灵（《聂政》），有变成厉鬼报仇的窦氏（《窦氏》）、梅女（《梅女》），等等。
3．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蒲松龄一生蹉跎科场，屡试不中，对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聩、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写起来便能切中要害，力透纸背。如《素秋》、《神女》等揭露科场的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尤其是《司文郎》，文笔幽默，嘲讽辛辣尖刻。它写一个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文字的好坏，但发榜后，他认为可以考中的王生名落孙山，而他嗅之作呕的文章的作者余杭生却得以高中。于是和尚叹息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又如《周克昌》中，顽钝不学、终日嬉戏的周克昌，被鬼冒名代他得了个孝廉头衔；《三仙》则写考场上擢解之文（“擢解”即考中解元，也就乡试第一名的意思），原来出自蟹、蛇、蛤蟆三物之手，写来冷峻刻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而《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半生沦落，郁闷而死。“黜佳士而进凡庸”（《三生》），这就是当时科场取士的腐败情况。
与这些醉心于科举的士子相对照，书中还写了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但是科场不显的品行高洁的人物。如《贾奉雉》中“才名冠一时”的贾奉雉，屡试不售，终于“遁迹山丘”，弃家出走。还有《叶生》中的叶生、《于去恶》中的陶圣俞和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素秋》中的俞慎和俞士忱等，他们都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作者对他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在《罗刹海市》篇末悲叹道：“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书中有些作品，还生动描写了在科举考试毒害下读书人卑琐的精神状态。如《王子安》，写书生王子安，久困场屋，一日醉后，梦见自己点了翰林，“乃欲出耀乡里，认假作真”。《续黄粱》写曾孝廉在高捷南宫后，听见术士说他有宰相之气，便趾高气扬，幻想作威作福，所以他在梦幻中一做宰相，就“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通过这些梦幻的境界，作者嘲笑了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士子。
《聊斋志异》中还有其他一些有意义的篇章，有的故事颂扬女子超人的才智，如《颜氏》、《狐谐》和《仙人岛》等；有的故事描写儿童的胆量和智谋，如《贾儿》等；有的写了民间艺人高超的技艺，如《偷桃》、《口技》等；有的则富有寓言意味，能够启发读者领悟某些生活道理，如《画皮》、《黑兽》、《禽侠》、《狼三则》、《大鼠》、《螳螂捕蛇》等。
《聊斋志异》的内容，也包含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特别是在某些篇中宣扬了宗教迷信、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
郭沫若先生为蒲松龄故居题写了一副对联，联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蒲松龄及其作品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的主要特色是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境界瑰丽。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它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最高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丰富惊人的想象力。它谈鬼说狐，写仙描神，百幻并作，无奇不有，展示出一个个神奇瑰丽的迷人境界。如《翩翩》里的仙女，同丈夫吃着落叶变成的鸡鱼，穿着芭蕉和白云做的衣裳，诡异离奇，驰想天外。《巩仙》中巩道人的“袖里乾坤”，虚无缥缈，怪奇荒幻，里面“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又幻迹人区，寄托着作者的悲愤感慨。至于书中红莲能变成美女（《荷花三娘子》）、裙子可当做帆船（《粉蝶》）、襟袖间会飞出“五色花朵”（《晚霞》）、天空能飘落彩船（《彭海秋》）、诵诗可以治病（《白秋练》）等的描写，更是俯拾皆是。这些想象，大大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感染力，再加对故事中人物的细腻描写，给人们展开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画卷，引人入胜。
二、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腐儒丑态与真儒风雅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图4-15）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它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他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曾有五十年“家门鼎盛”的时期。曾祖辈四名进士，曾祖父吴国对高中探花；祖父辈两名进士，其中一名榜眼。到了吴敬梓父辈，家道开始凋败，吴敬梓亲历了自己家族衰败的过程。他十三岁丧母，十八岁到赣榆县（今属江苏）父亲任所，随侍左右。二十三岁丧父，于是家难迭起，各房为了争夺家产纷争不断。二十九岁，应滁州试（乡试预考），主考官认为他“文章大好人大怪”，不中。三十三岁时，离开家乡，移居南京。家境的破落让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科场失利又使他对科举的腐败、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有了清醒的认识，最终使他彻底告别科举仕途。他移居南京后，以卖文为生，穷困潦倒，过着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然而他不以为意，依然豪放旷达，率直真诚，追慕先贤。在南京，他积极倡导建立先贤祠，试图弘扬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精神，矫补时弊，挽救世风。他饱览诗书，熔经铸史，著述甚丰，曾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十二卷行于世，并著有《诗说》七卷，可惜后来大都遗失了，现仅存四卷。正是他多舛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学识素养和愤世嫉俗的情怀，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对现实生活独具慧眼的深刻认识，成就他创造出不朽之作《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写儒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儒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是官场的世界。这是一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暗的书。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对儒林阶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儒林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
这部书中的人物形象，截然分明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腐儒，他们丑态百出，是作者讽刺和揭露的对象；另一类是对科举功名丝毫不热心的真儒，他们磊落风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希望。
1．腐儒丑态
作品中批判和揭露的主要是下列几类人物：
（1）热衷科举和恪守封建礼教的可怜人
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图4-16）是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唯一通道，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广大读书人，都挣扎在这条道路上，视科举为至高无上的人生事业。比如书中的马二先生，极其迷信科举，虽然他不知道李清照是谁，但他对八股文一往情深，津津乐道。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