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是说他诗歌的感情特质，是他用恬静的笔触去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没有一丝矫饰，没有一丝勉强。在陶渊明笔下，他所居处的田园中的一草一木无不充满灵气，与他一起安静悠闲地生活着，一起享受着生命的快乐。他在清晨的朝露中种豆，在夕阳的抚慰中锄草，在炎炎夏日里灌园，在习习春风里出游，或交友而饮酒，或读书而赋诗，有那秋菊孤松相伴，有榆柳新葵相对，飞鸟是他的知音，游鱼也能寄托情感。打开南窗，手拿荆扇，漫步东篱，远见南山，一片远村、一缕炊烟，都让他悠然自得。那些外在的景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象，也是与他心灵对话的朋友，这不仅激发了他心中的诗意，而且成为他抒写人生的载体。他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这些景物，通过塑造平淡自然的农舍风光图，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这种安逸是超脱了功名、厌倦了凡尘之后才会获得的，因而它更加深沉真挚。从精神气质上来说，诗人完成了对田园诗的塑造。
自然是说他诗歌的语言特征。苏轼说他的诗“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朱熹说他的诗“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这两位大师都认为他的诗歌运用质朴无华的语言、不事雕琢的手法来描述日常的所见所闻。陶渊明说自己“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这种自娱自乐的心态决定了他不是为功名利禄、不是为别人阅读创作，而是完全出于对自己心灵、情感、思考的书写，因而他的诗作能随目所见，随意所至而任意书写。其语言完全从口头引出，意象完全在于日常生活，词汇常常出自口语，达成一种超凡脱俗的自然之感。例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日暮天无云”，“春秋多佳日”，“采菊东篱下”，“草屋八九间”等，都仿佛农家白话，自然天成。
由于陶渊明具有深沉的哲学思考，又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因此他虽然是在写农家生活，虽然用的是明白如话的语言，但他的诗歌中却有常人不易体悟的事理，书写的也是农人不曾感受的情感。例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写冬雪悄然而至，冷寂无声，满目皎洁。他用了“倾耳无希音，在目皓已洁”二句，写出了自己对雪的无尽喜爱之情。《饮酒》其九中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形象地写自己听到有人敲门，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一边穿衣一边开门，结果把上衣下裳都穿颠倒了，陶渊明生活中诙谐可亲的一面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在这些描写中，陶渊明常常能用简练的语言，借助平凡的事物来概括他对宇宙、自然、历史和人生的感悟。如“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等，这些诗句语短情长，意味隽永。元好问也说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正是道出了陶渊明田园诗丰富而深厚的艺术内涵。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杰出的诗人，但他在当时却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只是把他作为一位隐士加以推崇。他的好友颜延之曾为他的去世作了一篇诔文《陶征士诔》，称赞他清高的人格，却未对他的诗歌加以评价。后来沈约作《宋书》，也只是将他列入《隐逸传》，认为他为人“真率”。刘勰的《文心雕龙》涉及上百位诗人，却并没有提及陶渊明。梁钟嵘《诗品》，也只把陶渊明的诗歌列于中品，这说明当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陶渊明田园诗的价值。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的过程中，发现了陶渊明的诗歌，并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还评价说：“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引！”他认为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都到了较高的境界。
从人品来言，陶渊明能够蔑视富贵、蔑视功名，坚持节操，不与污浊、世俗、黑暗和腐朽同流合污，这种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志向，给后代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以积极的影响。他们常常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用陶渊明挂冠而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勉励自己自重自爱。高适、李白、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等都曾在政治失意和人生困惑时，想到了陶渊明的节操，劝诫自己自勉自励。
从诗品来言，陶渊明田园诗的出现，打破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将那种空谈玄理的诗风扭转到情、事、理交融的艺术轨道上来，不再将诗歌作为阐释理论和思想的工具，而赋予了它独特的艺术品格。在这过程中，他将自己深刻的哲学思考、高洁的人格写照和优美自然的田园风光巧妙结合起来，使田园诗成为一种全新的题材，使平淡自然成为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此后唐代的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代的苏舜钦、王安石、苏轼、杨万里，金代的元好问等人，不仅从陶诗中汲取养分，如王绩得其疏放，王维得其清腴，韦应物得其冲和，柳宗元得其峻法，白居易得其率直等，而且，还纷纷“拟陶”、“和陶”，如白居易有《效陶体诗》十六首，苏轼和陶诗有一百零九首。所以说，陶渊明不仅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园地，而且也滋润和培养了历代的诗人。
三、六朝：突然寻找到成长道路
陶渊明之后，南朝诗歌开始向山水题材演化。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这段话，不仅论述了晋宋之交诗歌题材的转变，而且也指出了诗风的变化，那就是充分利用各种艺术技巧，对山水的情貌进行不厌其烦的描写，特别是采用对偶句式来铺排，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一种习惯和倾向。
之所以产生这种新变化，一是进入刘宋时期，玄谈风气逐渐寝息，许多士人回到了现实的人生之中；二是刘宋新贵多出自庶族，他们对世族有所打压，因而传统士族没有了优越感，就难免滋生出许多人生的感慨，从而使他们关心现实和家族的利益，自然疏远了玄谈的传统；三是玄言诗本身也关注于自然，游仙意识又使山水成为一种出世文化的象征，因而南朝士人喜欢游山玩水，将之作为一种雅致和情趣，从而推动了艺术情趣的变化。因而当玄言诗告退之后，山水诗便迅速滋生开来，成为一种新的诗体。
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谢灵运和谢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所描写山水之美采用的对偶句法，凝练精致，提纯了诗歌的境界，确立了山水诗清新自然的风格。
谢灵运（385—433）出生于谢氏家族鼎盛之时（图1-7），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十八岁时，袭爵康乐公，所以又被人们称为谢康乐。由于谢灵运处在晋宋易代之际，加上他又曾反对刘裕，因此在刘裕篡晋后，他不仅爵位由公被降为侯，而且也不曾有机会参与政事，这让谢灵运充满了忧愤之情，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出为永嘉太守后，他索性不理政事，肆意遨游，在山水之中排遣自己满腔的牢骚。一年后他便称病离职，回老家始宁经营庄园，整日游山玩水，创作诗文。他的很多诗歌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宋文帝即位后，他一度出任秘书监，但仍称疾不朝。他喜欢修治园林，游览美景，常常带着大量的奴仆，每到一处，辄惊动县邑。由于他恃才傲物，性格偏激，既期望建功立业，又不能尽职尽责，所以在归隐和出仕的矛盾中进退失据，终于惹怒了地方官员和朝廷，最终以谋逆罪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今存诗歌一百多首，多数作于宋文帝永初三年（422）他出守永嘉至元嘉十年（433）去世这十年间，诗歌以描绘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山川景色为主。这些诗歌风格富丽精工，景物刻画细腻生动。谢灵运能够抓住山水景色的清新生动之处，特别注重对声音和颜色的体察，以表现山川景色的细腻变化。如《入彭蠡湖》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用山野间绿、白相间的景致，形成一幅暮春山野柔美和谐的画卷。再如《石门岩上宿》中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以鸟鸣衬托夜的沉寂，动静结合，启发了王维《鸟鸣涧》的意趣。但由于谢灵运在山水描写时，常常采用上下左右环视的铺陈手法来描写，显得有些雕琢和繁芜，所以后人评价他虽有名句，却无佳篇。而且，谢灵运的诗歌还有一种程式化的结构，总是先写出游，再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因此诗歌总是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使其结构显得单调而呆板。不过，从陶渊明到谢灵运，标志着晋宋诗歌转型的完成，那就是写作上由写意到摹像，意蕴上由启发性到写实性，创作精神上由尚天工到重思力。
谢灵运开创的这条路子，在谢朓那里继续发展。谢朓与谢灵运同宗，也出身于世家大族，他比谢灵运晚三四十年。由于他与谢灵运都以山水诗的创作见长，遂被后人合称为“大小谢”。他也卷入到了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中，曾告发自己的岳父王敬则密谋造反，而升任尚书吏部郎。他后来得罪了萧遥光，被害死于狱中，卒年只有三十六岁。他和谢灵运一样，由于过分留恋功名，又企图建功立业，不恰当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之中，最终成为牺牲品。
谢朓（464—499）的诗歌主要继承了谢灵运的谋篇结构，每篇仍有十几句，前五六句写景，中间过渡一下，然后抒情，但剪除了谢灵运诗歌的玄言尾巴，显得轻快了许多，成为齐梁诗歌常用的格式。而且他能够更好地把写景和抒情结合起来，有些地方写得明净清丽，与大谢富丽典雅、杂芜繁重的风格有所不同。特别是他在对偶句中注意到了音律的和谐，注重声韵的协调搭配，又有意识地追求流畅自然的诗风。这些既是他对山水诗的新发展，也是齐永明体诗风的体现。
永明体是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随着齐梁声韵说形成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其特点是讲究声律与对偶。魏晋之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学者周颙等人逐渐意识到了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沈约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提出诗歌声、韵、调的配合规则，认为应该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弊病，要求诗句应当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①。这种用声律与对偶相结合所形成的新体诗，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转折，为近体诗的格律成熟作了基础性的准备。
沈约（441—513）出身于江东世族，虽然早年孤贫，但四十岁以后，仕途亨通，成为齐梁之际文坛的领袖。在他的提倡和带动下，永明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讲究声律和对仗成为齐梁诗歌的自觉追求，而且他认为诗文应该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②，要求用典明白晓畅，用字通俗易懂，声律和谐婉转。沈约虽然不能完全践行他提出的“八病”之说，但他的诗风自然工丽，充满了清新的哀怨之气，初步扭转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宋诗板滞僻涩的风气。
在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努力下，永明体逐渐成为南朝诗歌创作的主流倾向。这些新诗讲求韵律，清新通畅，而且对于篇幅也有所限制，使诗歌创作由外在的肆意铺排开始转向内在的凝练含蓄，逐步推动中国诗歌走向意味深长、声律和谐的审美追求。
这种新体诗的形式在梁陈的宫体诗中得到了全面的锤炼。宫体诗充分发展了齐梁以来诗歌的艳情化、娱乐化的趋势，在梁简文帝萧纲，侍从文人庾肩吾、庾信父子，以及徐摛、徐陵父子的引导下，形成了内容以咏物、游宴、登临、艳情为主，风格雕琢华艳，更加讲究声律和对偶的诗风。宫体诗从创作的心态到艺术格调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在艺术上，却发展了永明体的格律和声韵，艺术技巧更加娴熟，作品显得细腻精巧。它不仅进一步缩短了诗篇的体制，使五言绝句和律诗大致成型，而且也探索了七言诗歌形式，出现了一批七言诗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