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小说以描写侠客的侠义行为为主要内容。侠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行侠尚义、除暴安良、济危扶困又武艺高强的人物。
侠义小说在我国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等，都有侠义内容。唐代传奇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描写豪侠故事的小说，如蒋防《霍小玉传》中黄衫客的打抱不平、扶危济困，许尧佐《柳氏传》、裴铏《昆仑奴》中的许俊和昆仑奴的不畏强暴、拯救弱女，其他如薛调《无双传》、袁郊《红线》、裴铏《聂隐娘》、杜光庭《虬髯客传》等传奇，都塑造了形象鲜明的侠客形象。
宋、元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说话”业大兴。到南宋，小说作为“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又分灵怪、胭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类。有关侠义的就有“朴刀”、“杆棒”两类。今天传下来的“朴刀”、“杆棒”的话本很少，没有表现出侠义小说的独特之处。
明代是我国通俗小说的繁盛时期。不少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中都有豪杰行侠仗义的故事。自《水浒传》流行后，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主人公行侠仗义，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成为民间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清代中叶以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作品中这些侠客英雄成了清官断案的得力帮手。
2.公案小说的发展历史
公案小说主要写清官断案、冤狱得以昭雪等内容。公案小说也有悠久的历史，唐代传奇中已有此类内容，如《谢小娥传》等。如上所述小说所分的八类之中，“公案”是其中一类。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中都有不少公案之作。今存大体可以肯定为宋元公案类话本的尚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错认尸》、《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曹伯明错勘赃记》等多种。
明代后期出现了公案短篇小说专集如《包孝肃公百家公案传演义》（又名《包公传》、《包公演义》、《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皇明诸司公案》、《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等。其中“包公案”杂取民间传说和宋元戏曲、话本而成，它与《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分别是以包拯、海瑞、郭青螺贯穿全书，审理各种案子的短篇小说集；其他诸书，则为其他一些清正官吏判案异闻的分类汇编，体裁近于笔记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大抵都是奸淫盗杀、妖魔作祟等民事刑事案件；清官斗争的对象是奸夫淫妇、强盗窃贼、流氓恶棍骗子和狐妖兽怪等。破案大多靠神灵显圣、鬼魂告状，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官员的断案智慧。这些故事大部分类似公牍文书，题材冗杂，语言板滞，仅有少数写得比较曲折生动。而且各本互相抄袭，重复颇多。
在这些小说中，比较著名的是《龙图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这两部作品集叙述了包拯和海瑞正直无私、认真办案、明敏断狱、秉公执法的故事。特别是包拯，小说写他为了公道，替百姓申冤除害，甚至敢于得罪皇帝和皇后，坚决处斩了恃强凌弱、草菅人命的国舅和皇弟。这种为了百姓，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抗上、不畏权贵的精神，是其他同类小说所没有的。
明代的公案小说，其主旨已由揭露官吏的昏庸转为歌颂清官的公正和廉明，表现出把革除社会黑暗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的思想倾向。里面的迷信成分增多，神灵显圣这一类的故事情节触目皆是，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清中叶以后，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给公案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3.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小说至《水浒传》、《隋史遗文》达到极点，此后纵有波澜，也只是强弩之末而已；公案小说始终在老圈子里徘徊，即使在它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也只是大同小异的模拟抄袭。二者均思变迁。在现实生活中，地方官遇到的已不仅是一般的单个的奸夫淫妇和小偷小盗，而是越来越多的蓄养打手的恶霸，桀骜不驯的绿林好汉和成帮结伙的秘密会社、起义队伍。读者不满足于读，作者也不愿意再写过去公案小说的老套。于是，清官的对手便从一般的、单个的流氓土匪扩大到有武艺的大盗和群体的反抗者。而清官手下一般的吏役难以对付这样的对手，就需要本领更为高强的英雄侠客的帮助才能制伏他们。于是表现清官和侠客结盟的侠义公案小说在清中叶以后应运而生。
侠义公案小说实现了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让清官和侠客结盟，联手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江湖盗匪。长期以来，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清官崇拜和侠客崇拜意识，但从社会现实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来看，清官与侠客始终处于对立状态，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两者的和解和结盟，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侠义公案小说从短篇发展成长篇，其内容几乎都是以一个名臣大吏或清官审案折狱为主线，总领一些豪侠之士，微服私访，查办各种案件。作品一般把一个案件的内容绵延为数回，组织成跌宕起伏的情节，构成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清官和侠客的结盟有下面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清官和侠客两者之间是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关系。小说中的清官施仕纶、彭朋等人屡遭危难，他们的自身安全与审案断狱，都必须在侠客的帮助下，才有保障；而侠客义士通过投靠官府，充当保镖和断案的帮手，施展功夫本领，达到封妻荫子、飞黄腾达的人生理想。
其次，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实现了清官和侠客的结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盟不是平等的，而是侠客向清官的屈服与认同。正如鲁迅先生所云：“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有不少人认为作品中的展昭、白玉堂、黄天霸等侠士沦为官府的爪牙和帮凶，丧失了侠客的自由人格精神，是一种堕落。这种批判和指责是以现代人的观念来评价古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够公允。其实这些侠客利用官府提供的舞台，施展自己的功夫，然后得到官府、皇帝的承认和奖赏，实现封妻荫子的人生理想，也无可厚非！这是我国古代大部分人，包括绿林人士的一种人生理想。《水浒传》中的宋江不就是这样？
在这些作品里，清官和侠客形象较以前的作品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清官的忠君色彩大大加重，爱民思想相对淡化。清官的主要任务，逐渐由为百姓的折狱断案、申冤雪恨，发展为直接维护王朝的除盗平叛，镇压一切反抗官府的力量。其次，侠客的“义”重于生死的观念被“忠”高于一切的思想所代替。《水浒传》和《隋史遗文》中的英雄好汉都是把朋友之义看得高于一切的。而《施公案》中的黄天霸投降官府以后却反过来亲手杀死了曾经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武天虬和濮天雕等，这便是弃义尽忠的例子。他们虽然仍存有济困扶危之余绪，但总的倾向是成为了主动“改邪归正”，炫耀自己武艺，以博统治者重用的名利之徒。
侠义公案小说，一般都先有故事在民间流传，经过平话家的敷衍、戏曲家的剪裁，不断添枝加叶，充实内容，最后在民间艺人说唱底本的基础上，由书商或文人纂辑，刊印成书。特别是说书人的敷衍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起决定性的作用。
4.侠义公案小说主要作品介绍
（1）《施公案》
《施公案》的问世，是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作品写康熙时的“清官”施仕纶断案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将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为一体。清后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沿袭这一思路，出现了大量的作品。
《施公案》，又称《施公案传》、《施公清烈传》、《百断奇观》，八卷九十七回，未著撰人，作者不详。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衍而成。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
《施公案传》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现在还存有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历任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传。小说序称“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但书中许多公案题材和情节，大都出于虚构。
小说从施仕纶做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做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剿杀“黄河套水寇”刘六、刘七，恶虎庄的武天虬、濮天雕，手段残忍狠毒，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
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为侠客黄天霸。黄天霸出身绿林，行刺施公被擒，自称“改邪归正”，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他与昔日的绿林朋友反目成仇，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使安暴济民的“侠客”和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把“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帝国利益。
小说语言通俗，类似口语，但粗糙庸俗，语多不通。然其善于铺排之处，则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的特点。《施公案》在同治、光绪年间曾续至十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等数十出剧目，均与小说《施公案》有关。
（2）《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一百二十回，由清代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崑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本《龙图耳录》编写而成。清人俞樾加以增删修订，改写成《七侠五义》。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
《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及“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和锦毛鼠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进行了许多加工创作。后来俞樾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遂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一百回。又有《忠烈小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一百二十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三侠五义》前半部分以包公断案的故事为主线，陆续引入“三侠”以及“五鼠”等人的活动。他们原来都是江湖豪杰，为包公的忠义所感化，成为他辅佐朝廷、为民除害的帮手。后半部分主要写侠客们帮助巡按颜查散（《七侠五义》中改为“颜眘敏”）查明襄阳王谋反事实并翦除其党羽的故事。全书又穿插了侠客之间的纠葛。
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曲折地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宠昱”、“除藩王”等故事都写得曲折引人。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活动，表现了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作品中“三侠”、“五义”这几个人物形象虽有“行侠尚义”和“致君泽民”的共性，但又写得个性分明。白玉堂心高气傲，锋芒毕露；蒋平心机深细，谨慎而又灵活；展昭谦逊平和，谨小慎微；欧阳春深沉老练，直朴豪放；艾虎则粗中有细，活泼可爱；沈仲元忍辱负重，随机应变；丁氏双侠，富贵气象，风流倜傥。其中形象最为鲜明的是展昭。展昭字熊飞，常州府武进县人士，为人侠肝义胆，武艺超群，素有“南侠”之称。展昭与包拯相识于包拯进京赶考的途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后经包拯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
《三侠五义》是用生动的口语写成的，是艺人说书记录的整理，和文人创作的《儿女英雄传》等作品相比，语言不那么纯熟精细，显得“粗豪脱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书中对人物的心理很少着笔，而以对话和行动表现为主。虽然线条较粗，但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纷繁曲折而又条理清晰，语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的特色，对以后的公案小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后来《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续书的纷纷涌现，都是受它直接影响的结果。另有《彭公案》、《续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格调大抵与《三侠五义》相似，但写得很粗率，不足称道。
（3）《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原本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文康，满洲镶红旗人，姓费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
小说写安骥因父亲安学海被上司陷害入狱，遂变卖家产前往赎救，途中遇上歹徒，幸得侠女十三妹解救，同时被救的还有一位村女张金凤，二人经十三妹撮合，结为夫妇。后安学海访明十三妹就是其故交之女何玉凤，因父亲被大将军纪献唐所害，乃变姓埋名，志在报仇。安学海告诉她纪献唐已被天子处死，她自念父仇已报，母又去世，无处可归，便欲出家，却被张金凤等人劝阻，最后也嫁给了安骥。安骥得两个妻子之助，考中探花，连连高升，位极人臣；张、何各生一子，全家享尽富贵荣华。
《儿女英雄传》更准确地说是侠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合流。
作者写作的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的伦理思想。作者写出了自己梦想中的完美人生。安氏一家人，充分地践行臣忠、父严、母慈、子孝、妻贤这些基本的封建伦理纲常，又主要在安学海身上，体现了饱学、仁厚、恬淡等旧时文人所尊崇的一般美德。小说写安骥作为旗人而中探花，由科举飞黄腾达，则又寄托了作者对八旗子弟重振前人事业的期望。总之，作者想极力体现的是完美的传统道德者组成的一个完美的家庭，并且最终得到了完美的幸福。由此，小说歌颂了“三纲五常”的“完美”价值。
一般说来，像这样观念性很强的小说，很容易写得迂腐枯燥。但是，《儿女英雄传》虽然算不上杰作，却还是颇能吸引人的，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作者较好地学习了民间说书艺术的长处，把故事情节布置得波澜曲折，把细节描绘得很详尽。虽然全书整体上贯穿了封建纲常礼教的观念，但在许多具体的细节中，人物形象还显得比较鲜明，有一定的个性，人物的言行也比较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