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史传文学”这个题目，也许你会觉得不大理解。按照文学体裁来划分，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还真没有听说过“史传文学”呢。是啊，“史传文学”是什么？到底应该怎样来定位呢？
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把解释经的文字叫做“传”，那么，像《春秋》、《左传》这样的作品很显然就是“史传”了。他还论述了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非解经的著作，可见，刘勰所说的“史传”，囊括了从上古虞夏时期到魏晋时期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传记文学”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史传文学，它不单单记录历史，又不仅仅是传记文学，它是“史”和“传”的结合体。因此，魏晋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便不属于笔者所要谈的“史传文学”这一类了。那么，史传文学存在的下限就截止到魏晋六朝这个时期。
其实，对于“史传文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史”即历史，“传”是传记，而传记又是文学的一种，因此，“史传”就是一种历史文学。作为历史文学，很显然，它既要具备作为历史著作的要素，又要具有作为文学著作的条件。一方面，它真实记录着历史，另一方面，它又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和叙述事件，这两方面有机结合，便产生了史传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事是史传文学的骨肉，叙事的方式、手段和态度直接决定着史传的文学价值及其所达到的程度。叙事又离不开写人，写人是史传的中心目标，再现生动、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是史传文学的显著标志。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无论叙事还是写人，都要用语言来表达，所以从外在形式上看，史传的文学性还凝结在语言上。朱东润先生也说过：“传记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①所以传记文学既要记述历史，又要刻画人物，而文学也是离不开人物形象塑造的。可见，史传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它只是一个子文体，是衍生出来的，具有文史交融的特性。
上古时期以史为主导，只讲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史学强调的是“实录”，以展现历史本来面目为第一要务。而文学则是“再现”历史，往往允许掺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之后的创造性成果。文学和史学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史传文学中，这又不成为问题。史传文学体现了矛盾的融合，是文学介入了历史。
从《尚书》、《春秋》史传文学发出稚嫩的萌芽，到《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时，史传文学开始走向经典，再到《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想象、虚构等手法的涉入史实，史传文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司马迁的《史记》出炉，史传文学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到达顶点之后走下坡路，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史传文学也是这样。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随着文学与史学的逐渐分家，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趋向回归，就这样，史传文学开始向纯史学发展，可以说，《后汉书》之后，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史传文学了。就这样，史传文学经历了从萌芽到长出幼苗，到枝叶繁茂，再到硕果累累，最后到叶落枝枯的演变过程。
因为上古没有“文”和“史”的观念，文史不分家，所以才产生了史传文学。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很多的历史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图5-1）等，都是靠口头方式广为流传的。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神话传说便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还经过改造成为史籍材料的来源，如《左传》中所说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失传的百国春秋，还有以记言为主的《尚书》和以记事为主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的产生，使得史籍的编写得到空前发展。史官们在记录史实时，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对细节的描绘和故事情节的渲染，在描写人物时，能够突出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使作品散发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又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史书的文学色彩更加鲜明和引人瞩目。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著作，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件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我国史传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把两个看似相悖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做到了文和史的交融统一，既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因此，后人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史记》，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它。
继《史记》之后，另一部史传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它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远远比不上《史记》，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刻写和历史事件描述也是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赶不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的正统思想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发挥。后来出现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其文学性就更难与《史记》相比了。东汉以后的史籍，大多沿袭了《汉书》的体例，它们注重的是对史料的收集，对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运用和感情的酝酿，因此，文学性逐渐降低，走向纯史学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对于“文”的接受，也是有一个进展的过程的。老子曾说“美言不信”，他不主张修饰；而孔子则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实这不仅仅是道家和儒家之间的分歧，而恰恰体现了其他的东西。比如《国语》记述历史史料，行文质朴，用语单调，读起来非常乏味。而《左传》、《战国策》则不同，它们较强的文学性，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兴奋和惊喜。《文心雕龙·原道》中，援引《周易》的文辞，来丰富文学的意蕴。它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了文学美的价值；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的变化和创新。刘勰对文学性价值的肯定，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研究史传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当然，要全面评价史传文学的价值，不仅要近距离审视作品本身，而且还需要放眼考察它在当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后世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一直都有着史传文学的影子，如影随形，史传文学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中国史传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这份宝贵的遗产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荣幸和骄傲。但是史传文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丰厚的底蕴，如果想对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种种事件和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详细了解，将需要很长时间，下很大工夫。为了让一般读者花较少的时间，对中国史传文学的诞生、发展以及著名事件、著名作家和作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提纲挈领的认识，本书就以简短的篇幅，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叙述我国史传文学史上那些著名而有趣的故事，使读者通过此书，对中国史传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