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人道主义法律中，一个新鲜的观点在于，它保护外国的公民，同时也保护施加伤害行为的国家本国的公民，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在那以前，各国政府都可以针对本国人民为所欲为，别国政府最多也只能够针对局势的发展而表示“关切”。1949年之后，从理论上说，一个政府在其国内的行为将服从与其在国外的行为同样的标准，而且人权滥用再也不能够简单地以“内部事务”为由加以开脱。换句话说，国家主权再也无法使一个政府免于法律的追究。
北约接管科索沃之后，海牙国际法庭派驻当地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位英国年轻人，叫吉姆·兰达尔。兰达尔穿牛仔裤，上身一件羊毛衫，肩上还扛着一个包，看上去他更像信步普里斯迪纳街头的一名大学生。从米亚回来后，我发现他出现在新的联合国总部，那是市中心巨大而惊人的格兰德酒店后面的一栋水泥建筑。附近的一个公寓区正在缓缓冒烟，那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的，一群阿尔巴尼亚族年轻人逗留在酒店门前，他们在等待与外国记者的工作。我和兰达尔跨街到了刚刚开张的一家咖啡馆，点了店里剩下的最后两份啤酒。
那个法庭的全称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或称ICTY，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名字。这个法庭成立于1993年5月，目的是要起诉波斯尼亚的战争罪犯，后来又有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Y成功地审判过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多起案子，大部分是起诉塞尔维亚人，尽管受到某些阻碍，因为在有些案子当中，证据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但是，这个法庭以前从来没有调查过年代如此接近的战争罪行，也没有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武装冲突中起诉过一个国家的首脑。兰达尔为我解释了ICTY在科索沃的策略，尽管中间不断有手机打断谈话。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大的一次活动，”他说，“我们仍然在尝试评估和优化各个场地。屠杀平民是一种战争犯罪……我们希望加以评估的事情是：各种因素跟我们针对某些个人的起诉产生怎样的联系……大部分村子都有某种犯罪现场，人人都说他们的屠杀现场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现实一些说，我们不可能亲自调查科索沃的每一个现场。”
优化现场的标准坚决采用实用的原则。人们也许觉得，梅亚应该比别的一些地方成为更合适的调查场所，比方说仅仅有一家人被灭门的一栋房子，因为在梅亚的野地里，有数百人被机关枪打死。或者说，在地下室里杀死20名妇女和儿童，肯定比在一场战斗后对20名科索沃士兵实行就地枪决要容易起诉一些。并非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现场的选择很简单，仅仅是看其确证的质量如何，在北约轰炸期间，难民营中的调查人员系统地记录了数以百计的目击者对大屠杀的叙述，正是从会谈中得出的信息导致最初的起诉，后来才提交到5月份的审判。只要有很好的目击证人，哪怕一个很小的现场，从战争罪行审判人员的角度看，都比规模更大但没有极好的目击证人的现场更有价值。
同样，在一个据称有某种军事或准军事团体——比如阿肯之虎，据说他们曾在亚柯维附近进行过无数次大屠杀——出没过的屠杀现场，往往比杀人者身份不明的屠杀现场有更高的优先性。一个现场如果有出入该地区的困难，那它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可以立即进去展开工作的现场所替代。地雷被认为是一种进出困难，太偏远或者尸体太多的地方也是一种出入困难。挖出哪怕一具尸体所需要的劳力都是相当大的，何谈像梅亚那里的集体坟墓，非得动用铲车和推土机不行。飞往科索沃的第一个罪案调查小组根本都没有想到带去这样的设备。
我问兰达尔，假如没有机会将米洛舍维奇带上法庭，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一个希望是，法庭会起一种威慑作用，”兰达尔说，“而且这么做还有助于缓解一种集体内疚感。并非所有处在一侧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少数人是如此。调查应该把这一点说得清楚明白。”
在科索沃，一共有十多个罪案调查小组，约300人。苏格兰场、加拿大皇家骑警和联邦调查局都派来了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德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士的警务人员。他们的工作是对ICTY起诉书中列出的屠杀现场进行拍照和登记，并收集诸如子弹夹、子弹、血衣和有可能辨识出杀人者及死亡方式的任何东西。之后，各小组会辨别人类的遗骨，至少要搞清楚年龄和性别，并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大型集体坟场，如果有数百尸体，则会到几个月后再加以调查，要等到收集完所有不太容易识别的表面证据之后。埋葬后的尸体变化很慢。它们包含的证据，经过1年之后大部分都还在原地。
联邦调查局的小组由64人组成，共有107，000磅重的设备，他们于6月22日乘坐空军C—5军用飞机到达斯柯普耶。这个小组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小组成员包括从陆海空三军病理学院借来的一位法庭人类学家、两位法庭病理学家和一位刑事犯罪学家，以及联邦调查局的证据收集专家、来自人权研究医学家组织的两位社会工作者、一位创伤外科大夫和武装精良的人质对应小组特工。这个小组在海军直升机和卡车的护送下，从斯科普耶到达亚柯维，他们在意大利陆军野战基地内的树阴下搭起帐篷和停尸房。在飞行途中，他们第一次看到科索沃的严重毁灭情况：成片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母牛死在野外，它们的后腿被地雷炸飞了。第二天早晨，在亚柯维，他们开始工作。
仅仅跨过街道，他们就必须开始调查第一批犯罪现场，在那栋房子里，塞尔维亚特别警察在半夜里处决了6个人。第7个人受了伤，但没有死。房子燃烧的时候，他拼命从房子里爬出来了——当时有几个女亲戚帮忙——最后逃到了阿尔巴尼亚，免于失血而死。
联邦调查局在亚柯维很快找到了另外3处现场，在其中一个现场，塞尔维亚人拿枪顶着25名男子的脑袋带走，之后用机关枪将他们打死。没有一名幸存者，但有一些目击证人，ICTY的调查人员又一次记录了证人的证词。不过，ICTY遇到了问题：科索沃的尸体太多了，他们每调查一个现场，当地人都会告诉他们更多的现场，而这个单子越来越长，数目呈几何级数增大。联邦调查局的小组原来只要求调查两个现场的，但他们工作的速度很快，结果ICTY又给他们派了7处现场。大多数现场都集中在亚柯维一带，有两处在皮亚郊外，在科索沃省的西北角上。
皮亚附近的那两处现场当中，更偏远的一个现场以井的名字为人所知，就在一个名叫斯迪欧登尼卡的小村庄外面。4月12日中午时分，自称“阿肯之虎”的一批塞尔维亚准军事人员在一个农舍里处死了9个人，之后将尸体扔进水井。后来，他们把围着水井的石头和灰泥墙推倒，把石砾填进井里，堵住那个洞眼。两个月后，村民们回到那个村子，把井里的石头清理出来以后，发现了那9具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其中8具给埋到了较远一些的地方，但有一具，就是86岁的萨利·塞齐拉耶的尸体，就埋在农田前面那个院子里。
一大清早，我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护送下开车到了斯迪欧登尼卡。那是个相当美丽的地方，映衬在哥里尼克群山之下，全部科索沃省就铺开在我们身下。山谷里，塞尔维亚人的房子冒出缕缕浓烟，是科索沃解放军放火烧的。那一片地区还没有排雷，因此，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小心地从军车里出来，沿着前面车辆留下的车辙走进农舍。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是罗杰·尼斯雷，他走在前面，侦察了房子一番后，让调查人员聚集在领路人哈姆维跟前。“看起来子弹是从窗口打进去的，”他说，“先把这个拍下来。这里有一具尸体，很明显这是祖父，但我们只允许挖掘出1具尸体。一共有9具。”
证据收集小组的人在给房子拍照，并在里面搜寻弹夹和弹孔，4个人开始打开坟墓。家人站在田里，焦急地剥着草梗——他们的距离远到足以让他们看不见自己不想见到的东西。只有其中一个人，是一个名叫谢瓦特·迪维克斯的年轻人站在附近，他以前生活在德国，是头一天才回来的。尸体挖掘出来了，用透明的塑料单子包住的，两端都用绳子扎住了。调查人员穿着白色的迪维克斯连体服，脸上戴有面罩，使他们的鼻孔都夹住了。他们松开绳子，小心地解开尸体。死人穿着裤子和袜子，还有方格呢衬衣，调查人员割断了他身上的绳子，将他摊在一块蓝色的油布上。他浸在水里已经两个月了，身上的肉看上去像面团，好像用面包做的人体服装模型。很难将油布上的尸体与一个人联系起来。在田野里，其中一位家庭成员开始哭喊。谢瓦特是死者的孙子，他不停地倒换双脚站立，始终看着死者。
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死者后脑上有一个弹孔入口，”安德鲁·贝克说，他是从海陆空三军病理研究院借调来的一位病理学家，“外面的边缘很整齐，里面的边缘很粗糙。现在还没有找到出弹创口。”
没有出弹创口是重要的事实，因为这表明作为重要证据的子弹可能还在头颅内。贝克在后脑勺开了一个切口，把头皮朝前掀起来，跟揭下厚厚的橡皮面罩一样把整个脸面剥了下来。之后，他打开头颅，在里面找那粒子弹。在头颅和数不清的大脑皱折里翻找了15分钟，结果子弹没有找到，出弹创口也没有找到。他把面皮套回去，将脑袋复原，再把死者重新装进塑料袋。之后，4位挖尸体的人将他重新放回坟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