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尔格斯力担任了九年实习医生。当时的兴趣和研究重心完全放在一个主题上：“到底精神病患者的内在变化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我的同事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兴趣去了解。大半任教精神病这门学科的教师根本不在乎病人想说的话，他们只关心如何去做诊断，如何描述病症以及收集统计资料。以当时权威性的临床观点看来，病人的性情人格及其个别性完全不重要。相反地，你会发现医生手里所握有的关于某个病人的资料，只是一连串又臭又长的诊断和一大堆症状的细节描述。病人一经诊断，立刻就像是被贴上标签，盖上章似的，之后，就算了事。精神病患者的内在世界从来不曾受过重视。
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对我的意义显得格外重大，特别是他在歇斯底里症以及梦的解析这两方面所作的基础研究。他的许多观念引导我在作个别病例研究时进行更深刻的调查和了解。虽然他本身是个神经学专家，却将心理学引介到精神病理学来，至今我仍依稀记得当时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因“忧郁症”住进医院里来。院方对她所进行的不外乎是调阅过去的病历资料，作各种测验、生理检查，诸如此类，检验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诊断书上同时预测她的复原可能性不大。
这个女病人正好在我们这个部门。刚开始时，我不敢对诊疗结果作任何怀疑。当时不过是个初出茅芦的年轻医生，根本不敢鲁莽地提出其他诊断。可是，一直对这个病例感到奇怪。根据我的想法，她只不过是普通的沮丧，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于是我决定应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我当时正致力于联合诊疗的研究，所以就对这个女病人作了一个实验。借着这个方法，得以发觉了她的过去，这是原本诊断所忽略的一点。我直接由她的潜意识里得到了所有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揭开了一个隐藏的故事。这个女病人结婚之前曾经结识了一个富家子弟，当时许多住在附近的年轻女孩都对他倾心不已。由于她丽质天生，因此，她笃定这个金龟婿非她莫属。不过，后来显然这个富家子弟对她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她也就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婚后五年，有一天，她的旧识女友来，两人叙及过去种种，她的好友突然告诉她：“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消息传出，那个某某先生真是晴天霹雳般大吃一惊呢！”当然某某先生正是那个她所暗恋的富家子弟。听完这句话，她陷入极大的沮丧里，就在两个星期之后，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住在乡间，当地水源卫生条件并不理想，他们的饮用水来自山泉，洗涤则使用河里受过污染的水。有一天，她正在为四岁大的女儿和两岁大的儿子洗澡，发觉她的女儿正拿起洗澡用的海绵塞进嘴里猛吸，可是她竟然没有阻止她。不但如此，还拿来一杯不干净的水给她的小儿子喝。当然，这些举动可能是她潜意识或者半意识里所表现出来的，因为她当时的内心已经被初期的阴霾所笼罩住了。过了没多久，她的小女儿因感染伤寒而夭折。这个孩子一直是她所最钟爱的，就在那个时候，她的沮丧也达致明显的阶段，于是被送进疗养院。
通过所进行的联合诊疗试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这个秘密的细节，而且也了解她何以成为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女凶手。很明显地这正是她之所以沮丧的原因。基本上，她的病例并非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而是一种归结于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不安。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着手给她治疗呢？当时，她一直在服用镇静剂以克服失眠症，而且她曾好几次自杀未遂。但除此之外，并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就生理状况而言，她健康如常。
至此，我面临了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坦白地向她说明一切？并采取治疗的行动？我从来没有过处理任何类似病例的经验，何况又必须顾及身为一个医生的职责。良心不断地困扰我，而我必须单独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向同事们请教意见，他们很可能会这么警告我：“看在老天爷份上，你千万别把这种事情告诉她，否则她会疯掉的。”但是我却认为事情也很可能有一百八十度转机。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则存在。一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且一切都取决于潜意识因素的介入与否。当然我也清楚自己所冒的险：万一病人情况恶化，我也脱不了身。
然而，最后我还是决定孤注一掷。我将诊断结果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这个病人。其中的过程和困难真是可想而知。要断然控诉一个人为谋杀凶手并不是件平常事。而要你的病人静心听完这个消息并且接受这个事实更是件悲哀的事。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在两个星期之后她的病况有了好转，而且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进过疗养院。
后来我一直对这件事缄默其口，连我的同事也没有提起，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其它因素。担心他们讨论此事会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不会有任何证据对我的病人不利，但是这种讨论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幸的后果。命运对她的惩罚已经够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应该重新生活并且为过去赎罪补偿。当她从过去的罪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就永远不再需要去背负了。失去一个孩子对她已是太重的打击，在历经沮丧的过程中以及那些监禁在疗养院的日子，她已经付出偿罪的代价了。
在许多精神病例中，病人总是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开口提及过的故事。对我来讲，真正的治疗必须由彻底全部了解病人最隐私的这个故事开始。这是病人本身的秘密，也是他的致命伤。如果能了解这个秘密，就能掌握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正是去挖掘这个知识。在许多病例中，光是探索病人在意识范围内的资料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联合诊疗很可能指引一条化解之路，同样地，梦的解析以及长期耐心和病人的直接接触都可能另开生机。在诊疗过程中，问题主要仍在病人身上，而非单在症状上，我们必须提出任何对其全部人格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1905年我担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同年，也成为当地“精神病诊所”的主治医师。任职约有四年之久。在1909年我因为全心致力于个人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辞去这个职务。直到1913年才结束学校的教职。我所教授的课程除了心理病理学之外，还包括弗洛伊德的基本心理分析，同时，还有Psychology of Primitivism。在第一学期的课程里，我大半讨论的主题是催眠以及Janet和Flournoy的主要学说，接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才上场。
在有关催眠的课堂上，通常会引介病人到学生面前，并且对病人的个人背景资料作详细的调查，其中一个病例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一个显然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在女仆陪伴下柱着拐杖出现在我的诊室。她大约五十八岁左右，而且左脚罹患麻痹症长达十七年之久。我让她坐在一张很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请她将一切告知我。她开始一五一十地叙述整个生病的经过以及所受的痛苦。最后，我打断她：“好了，现在没有时间再多说了，马上要将你催眠”。
当我说完这几个字，她竟然立即闭上双眼进入非常之睡眠状态，而我根本还没进行任何催眠程序。对于这一点，我百思莫解，但并没有去探究其中原因。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叙述一切，甚至还透露了好几个奇怪的梦。但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了解这几个梦正代表着她潜意识的内在经验。当时我把她的病情认定为一种精神错乱。现场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难控制，尤其是面对在场作观察的二十个学生。
半个小时之后，我想使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但她却似乎拒绝合作。我开始紧张起来，以为自己很可能在无意误入了一个潜伏的精神状态里。花了约十分钟才把她弄醒。在整个过程里，不敢让学生察觉我的紧张。待她醒过来，发觉她显得相当迷惑。我告诉她：“我是医生，你没有什么大碍了！”结果她竟然大叫“我好了！”接着把拐杖丢掉，在我们面前一步步走起路来。我非常尴尬，红着脸告诉学生“你们瞧，这就是催眠的功劳！”可是坦白的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也就是因为这几个相关的经验使我放弃了催眠法。真的不了解究竟怎么一回事，但是那个女病人果真痊愈了，而且精神奕奕地离开。我要求她继续保持联系，我认为最迟二十四小时之内，她可能再度发作。我一再怀疑，她的病却不再复发。我只能接受她已经完全康复的事实。
在事发之后第二年的暑期课程第一次上课时，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对我埋怨说最近她的背常常疼痛。很自然地，自问这是否和我的讲课有关。也许她事先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授课消息。我向她询问这个病痛发作的原因和时间，但她却无法告诉确切的答案和解释。最后，我猜想——她背疼一定是从在报纸上看到我授课的消息那一刻开始发作的。确实了这一个假设，但是对于那一次奇迹似的康复却仍然不解。我再次将她催眠——也就是说她又立即进入了昏睡状态。——后来，她的背就不再疼痛了。之后，让她在我演讲结束时留下来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她的过去。结果发现她有个精神衰弱的儿子就住在我们医院里。对这件事我全然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孩子却是她和前夫所生。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当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不幸的是孩子年纪轻轻的就患了精神病，而在当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医师，对她来讲，代表的正是她对儿子所寄望的成功。那种强烈成为一个成功者母亲的渴望终于落实在我身上。最后，收我为义子，而且大大地宣扬了我治愈她病痛的奇迹。
事实上，建立我在当地医生名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女士。是从她将事情宣扬开了之后，我就私下收了许多病人。而我的心理治疗，竟然是由一个把我认成她儿子的女人开始。当然，后来我将这件事分析给她听，她接受了这项事实，而且她的病也不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治疗的经验——应该说，第一次心理分析。仍清晰地记得和这位女士的交谈对话，她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对于我慎重地处理她的病情以及在其中对她们母子所表现的关怀，她表示非常感激。这对她真的是帮助很大。
刚开始收病人的时候，仍然采用催眠法，但过了不久，就完全放弃了，因为使用催眠只能叫人在黑暗中摸索。你永远不知道病人病况的进步和进展会持续多久，而且在这种没有把握的不定的情形下，我也常感到良心不安，也不喜欢单独决定病人应该怎么做，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从病人最自然的发展里获取更多资料。因此，必须更小心地分析他们的梦，以及由潜意识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