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3日晨，大连市郊家刘家村。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没有欲断行人魂魄的丝丝细雨，尽管这也是一个清明节。
一个积极的人生，即使降下永诀的帷幕，也不会有什么悲凉的色彩。所有的至爱亲朋在此刻，都会不期然地忆起他生前最喜欢朗育的那句诗“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革命”这个词，近年在人们的心中已不那么红光了。但他，一个似乎“最反动”的人却十分喜欢以革命者自居，并以此为自豪。生前，另一个电影表演艺术家于兰曾多次劝他尽快入党，他总是诚恳地说说：“我还不够……”可是，当他得知儿子入党的消息后，他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你比爸爸有出息。好儿子，你是方家的希望。”
这就是方化，一个专伺塑造反动派的革命者，一个“最环的”好人。
现在，他在妻子儿女及其亲朋的护送下，回到他日里思念梦里相见的家乡。悄悄躺在一块厚土上，与青火为伴，与碧海为伴，完成了他回蚂故里的夙愿。在他的左仙，长眼着他的岳父母……
两年前，也就是1994年清明节，方化和老伴张淑贞一同回到这里，他来到当年读书的小学校。看那个小小的校园，深情地抚摸那颗历尽沧桑的老槐；他来到村子附近的《甲午风云》的外景地，凝视苍茫的海面，感慨万千……此时，他已病魔缠身。这一年的11月，在广州的一家医院里，他对老伴讲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回……回家……”
根据他生前的这一愿望，1996年的清明节，亲人们把他迁葬回刘家村。
“为什么方先生一定要葬在您父母墓旁呢？”迁葬仪式上，笔者感兴趣地问。
“他说他这一辈子所能成就一点事情，他说活着的时候总是忙工作，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死后，他要在这里为他们尽孝。”
刘家村和黄泥川的人络绎不绝地来了好多，刘家村的是妻子的乡亲，黄泥川的是他自己的乡亲，他们都是来看望他们归来的儿子，一个骄傲而光荣的儿子。
“方化是我们村的！”“不对，他是我们村的！”这样的争论，长期以来一直在两个村的村民当中进行着。
此刻，乡亲们停止了争论，他们不胜奇愕地读着那或许只有他的直系亲属才能读懂的挽联——
念影业星辉坠悔慰英灵，忆慈父聆教诲清清白白走一生
横批：宁折不弯
这是他的孩子们送给他的。
他的老伴张淑贞一边戴黑纱，一边低声地说：“谁先走谁为大，老方，我给你戴孝了……”
长子方志丹是珠影厂的青年导演，泪流满面长跪不起，“爸，我们会常来看你的，我一定听您的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
墓室里，方化在那张巨幅的黑白照片上，正用他特有的明亮、深邃、锐利的目光，热情而真挚地回望这个世界……
一阵清风从山那边轻轻滑过来，还有几丝亮亮的雨线……
（一）天生我才
1925年10月17日，大连市郊黄泥川方星波的家里，生了一个长着大黑眼睛的男孩。
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方化，每当想起古时候那个相马的人，他总要第一个想起岳父，然后才是金山、张瑞芳等人。
是的，最先向他投去伯乐的目光并发出惊叹的，是他的岳父。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黄泥川这个封闭的自然村落里，谁能相信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童会是千里马呢？相反，人们倒是能历数出他的种种不端业……
“不务正业，总是逃学……”“学习不好，考试常常是倒数第一，被两次留级，被找手是常事……”“出奇的淘气，就会学鸡叫学狗叫学小孩叫，学得跟真的一样，再就是喜欢看戏，看杂耍、看皮影，宁可不上课也要看，看完回来就跟着学，有一回还把他好的花衬衫当成了龙袍凤衣在炕上演起来……”
这些差不多成了他的笑柄，在人们中间传来传去大家以此来打发压抑、苦闷的日子。
父亲方星波的眉头皱得很深，“德海是方家的长子，长此以往如何是好？”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脱离了土地念了大书做了大事的人，他自然希望儿子能和他一样，甚至超过他。况且，他还笃信“教育救国”，认为儿子只要有文化，将来就能为国家做事。
还是在他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刘家村的姥姥家。村里有个石佛，村民对他顶礼膜拜。小德海看着好玩，左摸右摸，一时高兴，竟三下两下爬了上去，骑在石佛的脖子上撒起尿来，一边撒一边喊，“下雨了，下雨了”。
“这是哪来的野小子？这也太淘啦！”围在佛像下面的村民有些不高兴了。
“淘小子有出息，你看他的眼睛多亮多有神！”人群当中有一个中年汉子这样说。
骑在“佛”脖子上的人听了这话，突然停止了嘻笑，他迅速跳下来，走到那人身边，说：“大叔，你真认为我行？我还会学公鸡打鸣、学母鸡下蛋，我还会说相声，唱大鼓……”
“你能有出息，你有一双了不得的慧眼。”
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发话了，“那就把你的小女儿许给我外孙子吧！”
“行啊，大姨！”中年人爽快地答应了。
本是一句玩笑，不料，却玉成了一段美好姻缘，“娃娃亲”是那个时代的风欲。方德海，从天上掉下来一位“林妹妹”，不久，年仅四岁的张淑贞真的来到了方家，成了方家的一员。但他们谁也不懂大人们心中的秘密，彼此只是兄妹相称。方德海这时对岳父的情感，只系在知遇之恩上。在四周一片责骂声中，只有岳父的那番话让他感到亲切。
8岁的时候，他已登台演出，经常在当地青年组织的周末晚会上亮相，唱歌、跳舞、演小型话剧、讲评书，说相声，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才华。他是个淘孩子，但他同时又是个心事重的孩子。学校里的日本教官的法西斯奴化教育，使他厌恶郁闷，只有全身心沉浸到各类文艺活动中去他才能暂时忘掉这些。他宁愿逃学，宁愿挨老师的板子，也要“不务正业”，实在不有活动可搞，他就跟着那个肓人舅舅去唱大鼓，或者谁家办丧事他去当吹鼓手，也觉得其乐无穷。家里没谁能管得了他，有一回淑贞妹妹问他，“你为什么不愿去学校？”他说：“那是学校吗，那是阎王店！”
13岁的时候，父亲到沈阳大昌染厂做会计，全家迁往沈阳，他指着淑贞妹妹说：“她也应该去，她不读书，我不要她！”父亲答应了他，于是他们一同进了新高国民优级学校，他读6年，淑贞读6年。沈阳可不同黄泥川，这个全东北的文化娱乐中心，使他的眼界大开。首先是，沈阳有许多电影院，这是黄泥川所无法比拟的，他如鱼得水。书，照例是不读的。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他一律换成电影票。他家住在铁西，那个著名的和平影剧院被当成了“学校”，他几乎天天到这里来“上课”。当然，他也去别的电影院，只要谁家有新片子上映，那第一个进入影院的观众，就一定是他。他的房间里帖满了卓别林、金山的照片，此外，还有一面镜子，每看完一部片子，他都要对着镜子比比划旨摹仿一阵子，弟弟妹妹们扒在窗子上笑他、羞他，他也不在乎。有一次，他把淑贞妹妹叫到身边他对她说：“淑贞，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将来要当一个电影演员！这话我只说给你，他们别人都不懂，因为你爸爸懂！”淑贞忽闪着大眼睛，天真地问，“是吗？”“是呀！”方德海显得十分激动，“我一定能成，我要像克利斯托夫一样，不创作勿宁死！创作出许多券的东西给人们看！”他说罢，递给淑贞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托夫》，“看看吧，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课不愿意上，但学校的“校友剧团”却不能不去。吹口琴、吹号、拉二胡、指挥乐队、演儿童剧、他似乎无所不能。这方面的出色才华，终于改变了老师对他的成见。便是父亲也有了新的想法，在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儿子富于磁性的目光吸引过去的时候，他也常常想起老亲家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给儿子请来了一个俄国的音乐老师专门来教授提琴，以加强儿子文艺素质的全面训练。终日以二胡、三弦、吉他为伴的方德海，细长的手指在弦上只轻轻一拔，教师蓝色的眼睛立即就放出惊讶的光来，连连惊呼：“天才！天才！”
但父亲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出于生计考虑，他还是把儿子送进了大连的商业学堂。方德海虽然没有拒绝父亲，但他拒绝了学堂的教育。“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他那时的学习态度。跑出去看戏、学画画、读小说，仍然是他的主业，至于课堂上内容，他认为，那是讲给别人听的。然而，军训课却不敢不去。全班的学生夫论是老的，还是淘气的，都要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服从一个十分矮小但又十分凶恶的日本教官的指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被这个恶煞毒打过。有一天，恶煞又发怒了，抓小鸡一样抓起一个学生，然后掼下去，然后再抓起来，再掼下去……方德海在队列里看得真真切切，他对教官打学生早已习以为常，但他不明白这个矮小的怪物何以把自己弄得这么威风凛凛？正当他盯着那撮仁丹胡子苦苦思索的时候，突然恶煞窜了过来，抡起毛烘烘的手，照着他的两颊左右开攻找了起来。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饿鹰一样的目光，铁青色的脸，还有满脸总想把人撕裂的神情……”
在那一刻，这些特征都被他深深刻在心里，并且伴随了他一生。“这就是鬼子，这就是在亡国奴面前威风凛凛的日本鬼子……”欺辱使他陷入沉思。
不久，沈阳的家里来信了，父亲让他回去与淑贞妹妹完婚。这一年他16岁，淑贞15岁。父母很高兴，他们努力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但细心的新娘子却发现夫君那双传神的眼睛藏着一丝隐忧，这是和婚礼的气氛不相称的，这使她感到有些害怕。果然，在闹洞房的时候，方德海和几个同学发脾气了，他瞪着眼睛问人家，“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还有心思乐？”洞房里，淑贞问他，“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怎么啦？”他竟落下了眼泪，说：“不是呀！我是在心疼咱们国家呀！鬼子已经打进来已经9年啦，我们东北人已经做了9年亡国奴，还要做到哪一天？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呢？”妻子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德海哥，在外面可千万不要说这些，咱心里有国家就行！你是方家的长子，可不能给家里闯祸呀！”他点了点头。俗话说“是祸躲不过”。就在新婚的日子里，父亲逃到了关里，母亲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原因是他们与厂里的一桩反满抗日案有关。父母逃了，他们夫妻俩在沈阳也呆不下去了，方德海携新婚的妻女要去长春，淑贞不解地问：“去长春干什么？”“找工作呀！爸爸不能养活我们了，我要自立才行。长春有个满映，我到那里去演电影！我能干什么，我只能演电影！”
于是，他们来到长春，住在一个舅舅家的走廊里。他把这个想法对舅舅讲了，舅舅叹口气说：“你实在要去电影厂我也不拦你，可那确实挣不了多少钱，而且一时半载你也当不上演员！”舅舅的一个朋友正好在电影厂做工程师，舅舅通过他反方德海送进了满映做勤杂工，每月工资只有16元。但他仍然很高兴，因为毕竟走进了艺术殿堂。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这个扛机器的工人不像个工人，于是就让他去做录音助理，这下，儿时的学鸡打鸣、学鸟喧闹、学犬狂吠的小把戏全派上了用场……
鬼子终于投降了，方德海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摇着妻子肩膀，对她说：“淑贞，你知道吗？咱们光复啦！中华同光！你看，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救了咱们的国，八路……”他指着窗外一列列穿土布衣服的队伍。好景不长，“皇军”前脚走，国军后脚就到了，他们要霸战友光复了的一切，也包括电影厂。方德海报名要和八路军一起转移，八路军的领导说，你先不要走，党马上就要派人来。于是他就留在厂里，和演员及工友们一同拿起木棒、扁担、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在摄影棚旁。那是一个艰难的冬天，国民党新七军那边高薪拉他过去，他断然拒然，而宁愿参加没有任何工资待遇的进步文世团体东北剧社和黄河歌舞团。这时候，妻子生下了一个小女孩，由于住在寒冷的走廊里，加上没有足够的奶水，孩子很快就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他含着眼泪的浦克等朋友的帮助下，把孩子埋了起来。不久，周恩来果然派人来了，他们是金山、袁牧之、张瑞芳。他们宣传革命，排演进步戏剧电影，并且给大家发工资、发粮食。有一天，金山突然盯住了方德海，问他：“怎么没看见过你的片子？”面对这个少年时代就十分崇仰的巨星，他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演员……”金山愣住了，“什么？你不是演员？你怎么能不是演员？”很快，在话剧《狂潮》《家》《太平天国》中，金山把他推上舞台，电影厂的人开始用另一种目光注视这个年轻的录音师。在金山和张瑞芳等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了人民之子的激情与热血。他决定要追随这些人。搞地下活动没有地点，他就把大家领到自己家的小屋子里，开完会后，他和金山、张瑞芳、于兰、田方、陈波儿、吴茵、袁牧之挤成一团，低声而激动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遍，又一遍，窗外不时闪过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幽幽的身影……接着拍摄抗日爱国影片《松花江上》，金山大胆地起用他，让他扮演一个日本伍长，这是他第一次上银幕。这个角色的戏并不多，但他却做得十分认真。他特别注意用眼睛来点化这个人物的灵魂。据张淑贞老人讲，他在那些日子里，简直就和疯子一样，无论白天黑夜都对着镜子指手划脚、横眉立目、大喊大叫。影片上映后，观众深深地被这个丰满的形象吸住了，甚至传说他是由一个日本战俘扮演的。金山非常高光，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天才，亲自在报上为他撰写评论文章，表示对他演技的认可和赞赏。而他却谦虚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是一个笨人，只不过在教师们的教导下刚刚开化一点而已。”从此，他把自己的艺名定为“方化”。
（二）中国“鬼子”王
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方化”两个字频频出现在影片的演员表上。在《哈尔滨之夜》《小白龙》《飞红巾》等片子中，他演了一个又一个鬼子，而一个鬼子一个样，绝不重复。
辽沈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长春已成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城市。《飞红巾》拍不下去了，组织上为演员们的安全着想，用飞机把他们转移到北京。在北京方化他们坚持把电影拍完。有一天，他刚走进摄影棚，迎面走来了失散多年的父亲、母亲“爸！妈！你们……”“你爸逃到北京后，我也从鬼子的监狱里跑了出来。现在你爸在小学校里当总务，我在纺织厂当工人，我们是在看了《飞红巾》之后才知道你的下落的，在这之前，我们还看过《松花江上》……淑贞呢？”“她在长春，我现在跟了共产党，我就不能光是考虑自己的小家啦！是共产党把我由一个小杂工培养成一个演员，我要听从党的安排。”
1947年，组织上把方化送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在那里，方化穿着土布军装，坐在小析凳上，听毛主席、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讲课，他抛弃了“艺术至上”的观点，欣然接爱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文艺思想。
北京解放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方化调到演员剧团。在此期间，导演并出演了《内蒙人民的胜利》《赵一曼》《儿女亲事》《民主青年进行曲》等影片。1954年借到长影拍摄了后来几乎成了经典的《平源游击队》，从此步入他亦喜亦悲的“松井”命运。
这是一部反映华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的影片。鬼子大队长松井，是这部戏里一个重要人物，就戏的份量而言，他几乎是和李向阳势均力敌的。但剧本所提供的却不多，大约也就是凶残、歹毒、狡诈、狂妄的轮廓而已，剩下就要全靠演员自己了。方化这时已拍过二十多部电影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认为剧本提供的越粗略，演员的创作潜力也就越大。
他首称给松井写了自传。他把他在14年亡国奴生活当中见过的所有鬼子都画了像，然后贴在墙上，一一进行揣摩，从中寻找他们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大连商业学堂那个曾残地殴打过他的教官，成了他的重点研究对象，也成了松井的模特之一。他们那些残暴的罪行、狰狞的面目，他一闭眼就能清晰地闪现……
“饿鹰一样的眼睛，铁青色的脸，总想撕裂人的神情……”他忆起当年对那个教官的感觉时，一下就找到了松井的情感逻辑。同时，他又研读了大量日军侵华的史料及大和民族的在史，努力从最演的层次上理解松井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并细腻地表现出来。而不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那种简单的脸谱式的丑化方法，他认为那是一种可笑的懒惰的方法。在那篇他自己写的《松井自传》熟料于胸的时候，他又买来一只鹰和一只老猴子，不知为什么，他一直觉得，松井与这两个动物有着某种差不多是必然的联系，他天天观察它们的举止，特别是它们攫取食物时的种种变化的眼神。小时候学的那一点日语又捡了起来，不认识的，就用汉字标上，至于腔调和语感，只要一想起那个日语教官自然就全出来了。当他全身披挂出现在摄影棚里，凶相毕露地挥刀喊一声“呀……”整个剧组为之大惊“方化要走红！”这是人们在大惊之后的第一个感觉。
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李向阳和松井两个人物深入人心，前者获得的是由衷的敬爱，后者则是强烈的仇恨。方化和郭振清一起捧回了文化部部长茅盾亲笔签发的“最佳表演奖”，这是他第一次得奖，也是最后一次得奖，因为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出于一种孩子式的爱憎情感，人们一直不愿意对反派演员授奖，并且还不仅仅是满足于不授奖。
从此“松井”把“方化”取代了，在许多年里，在许多地方，人们只知有松井，而不知有方化，也就是说，方化有了新的名字“松井”。
后来，他相继在《甲古风云》《三进山城》中扮演了吉野、小野。每一个鬼子都有其鲜明个性，没有半点雷同之处。因此，他又有了“中国鬼子王”的称号。
紧跟着荣誉而来的是无究的烦恼。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化装，甚至还要带上墨镜。在电影厂院里，原本可以轻松一些，但摘了墨镜，同事的小孩子们见了，还是要哇哇大哭一边跑，一边喊：“打倒松井”，并且不断地向他投来石块。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却是大人们投来的“石块”。毛主席来长影视察，他和大家一样激动，然而，头天晚上领导就通知他“明天你放假，回宿舍睡觉！”于是毛主席就只接见了“李向阳”和游击队员们。他只好躲进宿舍蒙头大睡，他不相信那个在华北大学给他讲课并与他合影的人会因为他演了“松井”而讨厌他，也许还会像当年一样操着湖南腔对他说“要好好为人民演戏！”《平源游击队》拍完，他被长影留了下来，他二话没说，把家都从北京迁了过来，他是想扎根长影好好干一番事业，不料过了三年就是惊心动魄的1957年，长影和全国一样大挖右派，挖来挖去还是差两个名额。主持工作的同志某日终于来了灵感，恍然大悟曰：“松井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于是大笔一挥，就把方化写成右派。直到10年以后，也就是1967年，当他又被升级为“反革命”的时候，人们才有借着疯劲把那“原因”说了出来……
“你演的松井比日本鬼子还日本鬼子，你没有反动的思想感情能演得那么像吗？”方化欲哭无泪。
此后就是抄家，就是蹲牛棚，还有震耳欲聋的“打倒松井”的口号，还有无休止的大批判。台上，人们厉声质问：“松井，你为什么反党？”
他听了，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不是松井！我……非常……爱这个党！”说罢，声泪俱下。高干楼不让住了，“松井只配住乡下！”有人这样说。方化要求回一老家黄泥川，黄泥川的乡亲也派人来接了，他们说：“德海，走吧，咱们回家种地！”但领导不同意，他们不愿意他去风景秀丽的黄泥川，他们把他划到吉林的一个叫双龙的小山沟里改造。双龙的山民们闻讯后在车站列队欢迎他，大队长上前第一句话就是“老方！这里就是你的有，俺们以后就是乡亲！”方化泪如泉涌。从此，方化的名字就消失了，但观众却一直记着他，久而久之，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传说……
“方化被造反派打死了！”
“方化跑回日本了！”
这传说传到1971年，有一天传到了八一厂的王心刚的耳朵里，他好奇地问“方化到底在哪里？”有人告诉他，“方化在吉林的一个山沟里劳动！”身为厂领导的王心刚当即表态，“告诉方化，没人要他，我要！让他到我们八一厂来！”消息一传出，长影马上就把方化调了回来。
那时演员没有电影拍，观众没有电影看。有一次，周总理在一个文艺工作会议上念了一句民谣——“朝鲜电影有哭有笑，阿尔马泥亚电影有枪有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于是，决定重映、重拍一些“没有大问题”的老片子。长影的一个任务是重拍《平原游击队》。整个拍摄，由江青一人说了算。江青说要拍彩色的，原班人马要全换，演员要一个一个地经她亲自审查，特别是李向阳，要比郭振清漂亮一百倍。于是就全国范围内大选美。选来选去，只有“松井”选不出来，江青毕竟懂点艺术，她知道方化的“松井”谁也替代不了。无奈，只好重新起用他。但方化却不识这番抬举，他说他早已么誓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岳母听说后，也捎信说，“告诉领导，咱不演，就说咱都忘了！”但“领导”说“不行”，并且十分坚决。于是就演。但对他来说，那不是演戏，那是一场新的折磨。不讲内心体验，不管是否符合角色的性格，一切都是为英雄人物服务，要千方百计地衬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来。松井要永远缩着脖子，不然气焰太嚣张就有压倒李向阳之嫌，而那可是政治态度问题。尽管如此，他一上马，那气势还是咄咄逼人，导演就不断地用话筒向他喊，“注意，又抢戏了，又抢戏了！”于是，就只好骑马跑开，然后又让跑回，远远地看着李向阳，脸上打着青光，并不住地发抖……总算拍完了，首长要接见演员，于是又骑马跑开，首长要与“李向阳”等共进晚餐……在双龙姑找回来的那份尊严又失去了。
他下决心要彻底改变戏路子，绝不再演鬼子。但厂里给他的戏，却都是鬼子，他不上。他对老同志讲，“你们还记得吗？我演过《马》中的老常头，《儿女亲事》中的赵老蛮，《无穷潜力》中的老工人……”“记得，记得，那真是些不错的角色，可惜那些片子都禁演了……”
1979年，他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他要在这里实现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愿望。在这里，他接了《白龙马》中的老支书、《在这块土地上》中的工程师《钟山风雨》中的李宗仁等正面角色，他异常兴奋。怕观众认出“松井”的特征，他来到上海，经白杨、张瑞芳的介绍，在一家美容院把鼻子垫了起来。然而，4个月之后，导演们为难地向他摊开双手，“方老，对不起，人家说你还是松井……”他听后，瘫在沙发上……
他在珠影呆了五年，没有戏可演，只是给青年演员讲讲课，要么就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一天，老朋友于洋来了，他是来请方化演鬼子的。于洋仗着几十年的友谊，连拉带推，把他推上了车。在车上，他还顽强地说：“去也不演，要演就演好人！”于洋说，“老方，观众想你呀！”只这一句话就把他的眼泪说下来了。就这样，他又破了戒，在于洋导演的一部电视剧是再次扮演了鬼子。
喜也好，悲也好，爱也罢，怨也罢。反正“鬼子”的形象已出神入化地雕在了新中国电影史的长郎上，而且还一直顽强地活跃在观众的心中。这似乎是一个无可奈何。
直到逝世前不久，有一次在中南海演出，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还附在他耳边，轻轻地问，“你到过日本吗？”
（三）博爱的仁者
凶狠、残暴的“鬼子”是怎样的一种内心世界呢？
熟悉他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答道——“慈祥、善良”。
简直不可思议！生活中的方化怕看流血，怕看杀鸡、甚至像小孩子一样怕打针，凶神恶煞一样的人，却生就满腹的爱心。
对党、对人民、对事业、对亲人们、对生活，方化正像艾青在诗里塑造的那个爱土地的小鸟一样——
“为什么我两眼常含着泪呀，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他生前最喜朗诵一句诗。
正是由于出自这样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在那个“允许”鸣放的年代，身为长春市人大代表的他，才在会上痛心疾首地批评有些干部的“互相无耻吹捧”的坏毛病；同样，也是出自这样的情感，在一次长影招考演员的时候，面对一位演员剧团团长写来的要求照顾其亲属的条子，他愤怒地把条子撕成碎片，事后不但不去解释反而在公开场合激愤地讲，“有人总是想败坏党风，我偏不配合！”于是，成为古派，成为“反革命”也就有了“定数”。
病危的时候，他拒绝使用好药，而且谁也说服不了，曾多次在昏迷中醒来将针头拔掉，理由只有一个，“我不行了，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
吉林省抚松县双龙大队的山民们至今还在念叨——
他们的老方来村的第一天晚上，就给他们演了他们喜爱的节目，可那天，老方的胳膊上还戴着黑纱，因为父亲刚刚在长春去世。解放30多年，村里一直在点煤油灯，老方来了，说：“我办办试试！”于是就回长春，苦苦向有关部门求情，电灯安上了，山民们守在灯下看了三天三夜，觉都不愿睡。老方又给大家绘制幻灯片，翻山越岭去放映。回城的时候，大家给他准备了一车木料，他却只要一个菜墩，说：“这就够了，我以后吃饺子的时候能想起大伙……”
在广州，人们都说言老的钱能买下一个珠影。可是，逝世后，只留下一个2000元的存折，其余的都是希望工程捐款的收据。最后一部片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之初，有的演员跟姜文要价22万元，而他却分文不取，说了一句让人发愣的话，“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不是在挣工资吗！每月800多块呀，还要什么钱？”影片拍完后，姜文派人送来3000元，他又命老伴送回去，最后，好说歹说同意收下1500元，但又让剧组给一煤矿邮去，他说，“我刚到那里演出，矿工太苦了，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在井下渴的时候，能喝上一瓶汽水！”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首映式上，难过地对观众讲：“可异方化老师去世了，没能看到这部片子，他是我最佩报的艺术家！这样的人不多的，走一个少一个呀！”
他的爱太认真，也太痴迷。
他的老岳父活着的时候，总是对刘家村的人讲，“我姑爷是个孝顺的孩子，我没看错他，六0年挨饿的时候……”
那是方化在拍《甲午风云》的时候，外景地正好在刘家村附近的海面上。困难年月，剧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每天不过是两个白面馒头而已。方化舍不得吃、他心里惦记着正在挨饿的岳父，他用纸把馒头包好，揣在怀里，然后翻过三个山梁，给老人送去，并说，“吃吧，我还有呢……”几乎天天如此，而他自己却在来回的路上摘一此野果，树叶充饥。剧组里的人看到“吉野”愈来愈瘦，最后竟和前面的形象大相径庭，眼看着戏就接不上了。领导对他讲，方化快想办法补一补。于是他给妻子去信，说急需一笔钱，快快邮来。妻子不知内情，忙把一件皮大衣当掉了，换了100元给他寄去。他用这钱买了几只鸡，总算把身体恢复过来。事后妻子听一演员说起这事，难过得直掉泪。
妻子的文化不高，也算不得艺术上的知音，一直是个洗洗涮涮的家庭妇女。但方化却十分珍重她。曾有个青年演员不无揶揄地问他，“你和大婶有爱情吗？”他瞪着眼睛跟人家讲，“你懂得什么叫爱？难道只有喜新厌旧朝三暮四才叫爱？”在长影，人们都说方化是个怪人。文艺界人士对风流韵事并不怎么大惊小怪。但他却极认真。每当得知哪位出了生活问题，不宇航局是多么要好的朋友，他马上就不跟人家说话。这方面，他有一个口头禅，“人要活得干净！”年轻时的方化，身材修长，目光炯炯，在美女如云的电影厂也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为防“意外”，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他和妻子的那张结婚照放在衣袋里，每逢“意外”，他总是拿出那张照片，幽默地对那些痴情女说：“瞧，这是我的护身符！”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老年。临终的时候，他从怀里颤抖着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对老伴张淑贞说：“这个，我要带上，做个纪念，你不忌讳吧？”老伴流着泪说：“不，我怎么会呢！带上吧，我手里还有一张！”有一个大连商校的女同学，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在苦苦追求他。1950年的一天，终于在天津找到了正在拍片的方化，方化被她的痴情深深感动，他热情地招待了老同学，请她吃饭看电影、最后他对人家说：“走，我领你去看个人！”他们来到一家宾馆，他指着一个绝色的中年妇人说：“他就是我的爱人！”那女人愣愣地看了张淑贞半天，说道：“我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因为嫂子太漂亮了！”他却说：“不对！我爱她并不为的是漂亮，为她是个好人，为了我的艺术，她跟我从小到大吃了数不清的苦哇！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每逢有记者来采访，他总是要把妻子推向前，对人家说：“写她吧，她才是真正的明星。没有她，我啥也成就不了，我在家里是个白吃饱，一切全靠她。”
至今，老伴张淑贞一提起他就肃然起敬，“老方是少有的好人哪！他可是真懂感情。他知道我一人在家寂寞辛苦，回来总是千方百计让我开心，不是买点我喜欢的小东西，就是讲笑话。如果我外出串亲戚，他就利用这一点时间把家里变个样，或者是买个新窗帘，或者是买束鲜花插在花瓶里，再不就是添几件新家俱，为的就是让我惊喜一下……”
他的爱心缠绵得像一个女人，在家里养了许多花鸟鱼虫，他伺候它们，欣赏它们，饶有兴趣地和它们“谈心”。这一切在别人看来，都是十分好笑的，但做得十分认真，痴迷。直到临终的时候，他还买了一对鹦鹉，缨默地和它们调笑着……不久前，张淑贞老从广州给笔者来电话，说那对鹦鹉还叫呢，不知道它们是否还记得老主人教的那一句话，就是“要——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