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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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1879~1898年:萌芽(10)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之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兼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理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其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余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弧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兼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茅盾(1896~1981年):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编务工作。1921年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同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此后曾在上海大学等地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直接投身群众革命运动;参加国民党二大,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宣传部任秘书。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子夜》、《蚀》三部曲、《腐蚀》、《虹》等。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执行书记。1939年在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抵达延安,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地讲学。建国后,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

张申府则回忆道:

我在(北大)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一九一四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三十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张申府(1893~1986年):中国共产党3位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哲学家张岱年之兄。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与梁漱溟等成为至交。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17年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3年后提为讲师),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教授杨昌济介绍来担任登陆室工友,在他领导下工作。又担任《新青年》编委,还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并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并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罗素、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西方进步思想家、科学家。1920年冬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黄埔军校、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

[附文3]永远看不够的未名湖

湖其实并不大,充其量一两百亩的水面而已,视野有限,风光欠佳;对于生长在南方或沿海的人们来说,譬如鄙人,看惯了八百里洞庭、见识了白茫茫东海,眼眸里它不过是个小水塘罢了。而且湖是个死水湖,没有活源,光靠老天下雪或人工注水,与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泽国比,焉见杏花春雨?焉见杨柳依依?焉见草长莺飞?倒是时而飞沙扬尘,处处残荷败叶,令吾等不以为然。某位当代女作家在其一部获了大奖的著名小说中,竟用“水天一色”、“烟波浩淼”这样的俗艳之词来形容它,真是贻笑大方,也害得鄙人曾在多篇文章里奚落之:抑或没见过真正的大江大湖,孤陋寡闻;抑或用词不当,基本功太差。

但就是这么一片小水塘,仍让人永远看不够,也永远写不够,它的无穷魅力是来自人肉眼之外的。记得多年前,我从南方跨长江、过黄河,“蹩”进京城,在离它不远的另一所名校念书,每逢周末、假日、晚上,总要一个人瞅空来这儿走走、看看,感受它的博大、厚实、宁静与典雅。或者,有外地、外校的老乡、朋友来访,我第一站也要陪他们到这里来徜徉一番,与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后来我回到了南方工作,每逢进京办事,行色匆匆、风尘仆仆,但再忙也得挤出时间,打个的,赶往这儿旧地重游,把脚步放慢,不计早晚地到处走,见物是人非、思绪翻飞,未免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就又到了这湖畔,留足了时辰,信步四顾,最后竟然拐弯抹角地去了湖后的林子里。那儿隔绝了围墙外的车水马龙、林子外的喧嚣物欲,只有一排排老式平房,掩映在目光的前方,旁边是虬曲的枫杨、干枯的池沼、蜿蜒的小径、昏黄的路灯,它们全肃穆于朦胧而又幽远的星空下,是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古朴。偶尔传来一两声蛙鸣、蝉吟、鸦喳,却显得更清寂、沉静。这哪是在繁华的现代都市间,分明像一座偏远的村庄。我当时便是这样想的:“将来若有一天能老死于此,这一生也无憾矣!”

在这个小湖边,曾上演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曾留下过许多英杰的足迹,曾为许多名篇佳作所抒述。湖虽小,本校的才子才女们却感其精髓而喻之为“一片海洋”,“诗人们住在它的水底沉思”。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一段凄美爱情,发生地也是在这。耄耋学者季羡林多年来一直栖身于此,其《清塘荷韵》即是为它而写的一篇美文。再早些,哲学家冯友兰、经济学家陈岱孙、国学宿儒张岱年、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一大批学术泰斗就住在附近的燕南园;再早些,当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到湖滨漫步时,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们马上停止其高谈阔论,噤若寒蝉一般;再早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堪德加·斯诺仙逝后,遵其遗嘱,让他长眠在对岸的茵茵花木处;再早些,陈独秀、李大钊们曾在这里激昂陈词,毛泽东、邓中夏们曾在这里博览万卷,鲁迅、沈从文们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再早些,“五四运动”的熊熊圣火也是最先从这里燃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学何谓,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孔老夫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日夜涌动不息的湖水,具有非比寻常的灵性,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这是文艺创作、文化探究得天独厚的极佳条件,所以才有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派”诗人,也才有优美得令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的《瓦尔登湖》(梭罗的原作与徐迟的翻译堪称珠联璧合)。未名湖虽小,湖水虽浅,却依然灵气横溢,内涵博雅。湖光塔影中有遏抑不止的才情,荷塘月色里有丰厚静远的学养,它源远流长,继往开来,就像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汩汩滔滔,咆哮前行,又哪里看得够呢?

唯其朴素而伟大,唯其沉静而伟大,唯其陈久而伟大,这就是未名湖之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