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3、1920年A：源远流长
在苏州大学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所近代史上独具特色的高校，堪称国学大师的摇篮。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施肇曾和陆起于1920年冬创建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家、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该校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3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1000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24名，附额（备取）6名。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唐文治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3年。抗战前10年里，唐先生“挽狂澜于即倒”，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如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毕寿颐、朱星预、魏建猷、陈钟凡等学有专长者，后期还有马茂元、周振甫、鲍正鹄、冯其庸、汤志钧、徐兴业、陈祥耀、朱星、江辛眉、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吴雯、杨康年、王绍曾、陆成侯、陆以鸿、翁闿运、周坚白、杨廷福等一代俊才。
在学者谢泳看来，无锡国专实际上是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源头，无锡国专本来比清华国学院早创办数年，许多无锡国专的毕业生后来去了清华任教，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传统。甚至此后数十年，直到解放后，中国各大学里文科（文史哲）院系的主要师资，基本上是来自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就是我们人大中文系的老主任。
1935年，学校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50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4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300多学生，7个班，分甲乙6班，正科3年。另设1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新式高等学校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无非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这是我国所仅有的。无锡国专学术空气浓厚，不同流派老师荟萃一堂，延聘辜鸿铭、陈石遗、章太炎、金松岑、李详、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周谷城、王蘧常、周予同、蔡尚思、钱萼孙、胡士莹、王佩琤、朱东润、唐庆诒、郝昺衡、胡曲园、徐震、鲍鼎、张世禄、朱大可、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吕思勉、郭绍虞等名师（自然还有他本人，执教孔孟研究、周易研究），以教授为中心，将真正的学者当做“宝贝”，学风优良，科研上百家争鸣，对学生又要求严格，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坚持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强调读和写的训练，拔植隽才，被学林传为美谈。无锡国专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76岁、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1938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学校在桂林时间最长，且处于鼎盛期。
次年2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3组。
1949年4月无锡解放，该校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为院长、王蘧常为副院长。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无锡国专办学30年，制度要求虽有其偏颇处，却自有其作用。因招生力求“少而精”，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并不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相当一部分堪称国学大家。
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其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
自古创校者多为担当民族大任之人，唐文治则是其中的一位巨星。他从封建时代的士子起步，一生映照着时代的变迁，实践了济世育才的宏愿，足为千秋师表。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国学泰斗，著名教育家。桐城派吴汝纶高足，1892年进士及第，清末曾任职外务部，官至农工商部署理尚书。1908年弃官从教，随后任上海实业学校（即今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院院长，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工科专门人才，造就了一大批国学专家。王蘧常评价其为：“天生哲人，合精神物质文明为一冶；手振木铎，揭正心救民大义于千秋。”他为官14载，忧国忧民，才智超人，威名远播；后期投身教育，精研国学，道德文章，卓然垂范。
4、1920年B：殖民与友谊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全国重点大学，创建于1920年。哈工大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哈工大是我国政府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之一（另一所为清华大学）。1954年，哈工大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6所高校行列，1984年再次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之一，1996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1999年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
1920年，哈工大建校，校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哈工大的创建，与帝俄在中国建设中东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中长铁路）有直接关系。建校的宗旨是为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
1920年10月17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首届3个班共招收103名学生，实行学分制，学制4年，一律用俄语教学。直至1935年，日本用物资换取中东铁路苏联一方的产权，学校的教学活动开始向日本教育模式过渡。
1922年4月2日，学校改名中俄工业大学校。学制由4年改为5年。原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分别改为铁路建筑系和机电工程系。毕业生经考试委员会答辩合格，授予工程师称号。
1924年10月，中俄工业大学校有了首届毕业生。此年，铁路建筑系22名毕业生都顺利毕业，获得工程师称号。次年，机电工程系有了第一期毕业生，共25人，获得工程师称号。
1928年2月4日，学校校名改为东省特区工业大学校。其隶属关系在这一年发生了变化，改由中华民国东省特区领导，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寰湘将军担任校理事会主席，东北政府国民教育部总长刘哲任校长，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校长。
1928年10月20日，学校校名正式定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后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双方按对等原则，共同派人组成理事会，双方各派5名代表。中方由张学良将军任校理事会主席。法政学院和商学院此时同时并入哈工大。
193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2年，教师队伍大变动。伪满洲国政府从中东铁路聘请26名工程师来校任教和充任领导工作；同时将12名苏俄教授和教员解聘。新组织起来的教师队伍对教学工作不够熟悉，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从这一年起，学校经费开始锐减。
193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共有3人，分别为机电工程系的任栋梁，建筑工程系的王竹亭、夏树森。
1935年，学校完全被日本人接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哈工大也不断被日本人所控制。在完全被日本人接管后不久，即改用日语授课，建立电机、机械、化学、采矿、建筑、冶金等6个系，指定招收中、日籍学生。
1936年1月1日 ，学校改名为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不久，学校完全转入按日本方式办学阶段。日本人铃木正雄任校长，直至1945年8月离任。
1938年1月1日起，学校恢复校名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此，按俄式办学的哈工大共培养毕业生1267 人，其中中国学生382人，苏联及波兰学生885人。这些毕业生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苏联、澳大利亚、波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巴西等世界各地。他们普遍接受了西方早年的学制教育，获得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毕业文凭得到苏联等欧洲国家承认。解放前的30年，哈工大培养了许多在科技教育界享有声望的学者，也有的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1945年，学校进入中长铁路管理时期。抗战胜利后，哈工大由中苏两国政府共同管理，由中长铁路局领导。这时的办学宗旨是为中长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学制5年，一律用俄语上课。到1950年新中国接管前，设有土木建筑、电气机械、工程经济、采矿、化工和东方经济等系及预科。
这段时期，哈工大不仅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有所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接办、改造和发展哈工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哈工大开始从全国招收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院校之一。
1950年6月7日，哈工大被中国政府正式接管，此后得到国家大力支持。
1950年6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中长铁路已决定将哈工大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并指示哈工大“应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这是哈工大回到新中国怀抱并进入全面改造和扩建阶段的重要标志。后来，学校决定6月7日为哈工大建校纪念日。
为办好哈尔滨工业大学，建国后，一批年富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哈工大担任领导工作；一批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被招聘或被抽调到哈工大，成为办学中坚力量；67位苏联专家和3位捷克专家先后被聘请到哈工大，帮助学校建设国家急需的专业、培养教师和学生；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从苏联运回，使哈工大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跃居于全国最前列。
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哈工大经过改造和扩建，获得了很大发展。
经过80余年的建设，哈工大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理工为主，理、工、管、文、经、法结合，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研究型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哈工大的学科建设以航天特色为主，突出通用性为准则，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形成了由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支撑学科构成的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