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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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1919~1936年:鼎盛(3)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3、1920年A:源远流长

在苏州大学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所近代史上独具特色的高校,堪称国学大师的摇篮。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施肇曾和陆起于1920年冬创建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家、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该校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3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1000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24名,附额(备取)6名。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唐文治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3年。抗战前10年里,唐先生“挽狂澜于即倒”,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如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毕寿颐、朱星预、魏建猷、陈钟凡等学有专长者,后期还有马茂元、周振甫、鲍正鹄、冯其庸、汤志钧、徐兴业、陈祥耀、朱星、江辛眉、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吴雯、杨康年、王绍曾、陆成侯、陆以鸿、翁闿运、周坚白、杨廷福等一代俊才。

在学者谢泳看来,无锡国专实际上是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源头,无锡国专本来比清华国学院早创办数年,许多无锡国专的毕业生后来去了清华任教,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传统。甚至此后数十年,直到解放后,中国各大学里文科(文史哲)院系的主要师资,基本上是来自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就是我们人大中文系的老主任。

1935年,学校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50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4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300多学生,7个班,分甲乙6班,正科3年。另设1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新式高等学校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无非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这是我国所仅有的。无锡国专学术空气浓厚,不同流派老师荟萃一堂,延聘辜鸿铭、陈石遗、章太炎、金松岑、李详、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周谷城、王蘧常、周予同、蔡尚思、钱萼孙、胡士莹、王佩琤、朱东润、唐庆诒、郝昺衡、胡曲园、徐震、鲍鼎、张世禄、朱大可、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吕思勉、郭绍虞等名师(自然还有他本人,执教孔孟研究、周易研究),以教授为中心,将真正的学者当做“宝贝”,学风优良,科研上百家争鸣,对学生又要求严格,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坚持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强调读和写的训练,拔植隽才,被学林传为美谈。无锡国专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76岁、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1938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学校在桂林时间最长,且处于鼎盛期。

次年2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3组。

1949年4月无锡解放,该校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为院长、王蘧常为副院长。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无锡国专办学30年,制度要求虽有其偏颇处,却自有其作用。因招生力求“少而精”,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并不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相当一部分堪称国学大家。

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其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

自古创校者多为担当民族大任之人,唐文治则是其中的一位巨星。他从封建时代的士子起步,一生映照着时代的变迁,实践了济世育才的宏愿,足为千秋师表。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国学泰斗,著名教育家。桐城派吴汝纶高足,1892年进士及第,清末曾任职外务部,官至农工商部署理尚书。1908年弃官从教,随后任上海实业学校(即今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院院长,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工科专门人才,造就了一大批国学专家。王蘧常评价其为:“天生哲人,合精神物质文明为一冶;手振木铎,揭正心救民大义于千秋。”他为官14载,忧国忧民,才智超人,威名远播;后期投身教育,精研国学,道德文章,卓然垂范。

4、1920年B:殖民与友谊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全国重点大学,创建于1920年。哈工大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哈工大是我国政府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之一(另一所为清华大学)。1954年,哈工大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6所高校行列,1984年再次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之一,1996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1999年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

1920年,哈工大建校,校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哈工大的创建,与帝俄在中国建设中东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中长铁路)有直接关系。建校的宗旨是为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

1920年10月17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首届3个班共招收103名学生,实行学分制,学制4年,一律用俄语教学。直至1935年,日本用物资换取中东铁路苏联一方的产权,学校的教学活动开始向日本教育模式过渡。

1922年4月2日,学校改名中俄工业大学校。学制由4年改为5年。原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分别改为铁路建筑系和机电工程系。毕业生经考试委员会答辩合格,授予工程师称号。

1924年10月,中俄工业大学校有了首届毕业生。此年,铁路建筑系22名毕业生都顺利毕业,获得工程师称号。次年,机电工程系有了第一期毕业生,共25人,获得工程师称号。

1928年2月4日,学校校名改为东省特区工业大学校。其隶属关系在这一年发生了变化,改由中华民国东省特区领导,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寰湘将军担任校理事会主席,东北政府国民教育部总长刘哲任校长,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校长。

1928年10月20日,学校校名正式定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后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双方按对等原则,共同派人组成理事会,双方各派5名代表。中方由张学良将军任校理事会主席。法政学院和商学院此时同时并入哈工大。

193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2年,教师队伍大变动。伪满洲国政府从中东铁路聘请26名工程师来校任教和充任领导工作;同时将12名苏俄教授和教员解聘。新组织起来的教师队伍对教学工作不够熟悉,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从这一年起,学校经费开始锐减。

193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共有3人,分别为机电工程系的任栋梁,建筑工程系的王竹亭、夏树森。

1935年,学校完全被日本人接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哈工大也不断被日本人所控制。在完全被日本人接管后不久,即改用日语授课,建立电机、机械、化学、采矿、建筑、冶金等6个系,指定招收中、日籍学生。

1936年1月1日 ,学校改名为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不久,学校完全转入按日本方式办学阶段。日本人铃木正雄任校长,直至1945年8月离任。

1938年1月1日起,学校恢复校名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此,按俄式办学的哈工大共培养毕业生1267 人,其中中国学生382人,苏联及波兰学生885人。这些毕业生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苏联、澳大利亚、波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巴西等世界各地。他们普遍接受了西方早年的学制教育,获得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毕业文凭得到苏联等欧洲国家承认。解放前的30年,哈工大培养了许多在科技教育界享有声望的学者,也有的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1945年,学校进入中长铁路管理时期。抗战胜利后,哈工大由中苏两国政府共同管理,由中长铁路局领导。这时的办学宗旨是为中长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学制5年,一律用俄语上课。到1950年新中国接管前,设有土木建筑、电气机械、工程经济、采矿、化工和东方经济等系及预科。

这段时期,哈工大不仅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有所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接办、改造和发展哈工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哈工大开始从全国招收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院校之一。

1950年6月7日,哈工大被中国政府正式接管,此后得到国家大力支持。

1950年6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中长铁路已决定将哈工大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并指示哈工大“应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这是哈工大回到新中国怀抱并进入全面改造和扩建阶段的重要标志。后来,学校决定6月7日为哈工大建校纪念日。

为办好哈尔滨工业大学,建国后,一批年富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哈工大担任领导工作;一批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被招聘或被抽调到哈工大,成为办学中坚力量;67位苏联专家和3位捷克专家先后被聘请到哈工大,帮助学校建设国家急需的专业、培养教师和学生;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从苏联运回,使哈工大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跃居于全国最前列。

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哈工大经过改造和扩建,获得了很大发展。

经过80余年的建设,哈工大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理工为主,理、工、管、文、经、法结合,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研究型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哈工大的学科建设以航天特色为主,突出通用性为准则,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形成了由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支撑学科构成的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