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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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1919~1936年:鼎盛(15)

第二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这篇报道中,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这个报道迅速传遍世界,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如滚滚惊雷,震撼到中华大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香港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也开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并发表了救国宣言,成立了救国会。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7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的倒行逆施的暴行。

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的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各国青年学生组织也纷纷打电报声援,国际学生联合会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园沸腾了起来,绝大多数同学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清华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全体同学宣布总罢课,并召开全体学生大会。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学生:“把抗日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的救国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一二·九”运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2月25日,钱伟长、凌则之等20多位清华同学出于爱国热情,组织“北平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奔赴南京,并在沿途宣传抗日。没过几天,便被军警押上火车送回北平。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姚依林(清华)、郭明秋(女一中)等开会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1936年1月,清华50余人联合燕京、辅仁等校学生一起组成南下宣传第三团,蒋南翔与燕京的黄花为团长。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宣传团的团员们一方面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的道理,一方面也从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使许多同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中共中央1935年11月发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引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姚依林等人在“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成立分队。

3月31日,为北平第17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北平各大中学生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1936年初,广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5月28日,北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拥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5月3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表示:“若日本仍然增兵华北,余将与29军将士实行抗日。”

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第4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沿途军警对游行队伍不加干涉,并予以同情。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采取“兵谏”,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取得成功。

1937年春天,民先队建立了全国总队部,清华大学的李昌当选为总队长。民先队的成立及发展,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民先队日益成为党在这一时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得力助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先队清华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清华同学,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力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显示了中国人民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与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青年学生同工农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25、1936年A:“浙大保姆”

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地理学家、物候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在相关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1920年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创办东南大学地学系并担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此前后又曾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和中央大学。1934年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新中国成立。为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浙大所有职务。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他们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宣誓大会,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冒雪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准备赴南京请愿。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罢课斗争持续了1个月。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来,蒋还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所以,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并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又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其夫人张侠魂(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3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领导浙大在困厄中崛起。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

在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熟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大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1936年4月25日,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就表明了自己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1937年,浙大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

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曾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当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的费巩留英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