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影响，知名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荣毅仁、刘鸿生、邹韬奋、严家淦、经叔平、贝聿铭、周有光、成幼殊、黄金祺、陈成达、何占春、曾楚霖、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等。他们大多出身显要、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她被拆散并入其他多所高校，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并入复旦）。
1967年，台湾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为延续圣约翰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成立新埔工专，目前已升等为圣约翰科技大学，未来将恢复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光耀圣约翰光芒。
圣约翰校友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支持，于该校设立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圣约翰学院。据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沈鉴治所言，虽母校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现，但这已是复校的第一步，故这所学院得到不少校友支持。
[附文]林语堂的慨叹
林语堂后来回忆自己在圣约翰的学习和生活：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
但这个学校也有明显的问题，即教会学校的只重视英语和西方文化，却忽略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林语堂说：“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
林语堂（1895～1976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32年主编《论语》。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著作《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此外还有《苏东坡评传》等著作。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3、1872/1902年：莫非她才是真正的第一？
齐鲁大学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她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其前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渊源可上溯到19世纪60年代，是由最初的一个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经过长期经营扩充，逐渐发展起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
虽然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同处在山东，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就是1901到1949年，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关联并不多。齐鲁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她与山东大学是两所不同性质、不同风格、不同命运、相互独立的大学。与山东大学相比，齐鲁大学的历史要悠久和复杂得多。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刘世传，曾不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所以也有人认为，真正中国最早的大学应该是齐鲁大学，而不是圣约翰大学。
19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北部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在山东登州府城（蓬莱）建立了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传教基地（后来山东省一直是美北长老会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区）。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年）到登州（今蓬莱），在城里一所叫观音堂的破庙里办起免费义塾，起名蒙养学堂；1872年取“以文会友”的意思，学堂正式定名为文会馆。登州文会馆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这是齐鲁大学的重要萌芽和发端。
文会馆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圣道文学、天化格算。具体是：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圆锥曲线、微积分、天文学、代数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乐法、体操。在教学实验设备方面，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铣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化学药品、瓦斯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一应俱全。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设备这么先进、齐全的学校。也正是在登州文会馆时期，狄考文和教师邹立文合作，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
在山东省传教的另一个重要差会是英国浸礼会。1875年，英国浸礼会将传教基地从烟台迁到青州。1884年，在青州创办了一所广德书院。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决定合办大学。1902年在青州开会，通过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决议，将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学堂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起名为广文学堂，后称广文大学，首任校长为柏尔根。
所以，如果说文会馆是一所大学的话，则她（即后来的齐鲁大学）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如果文会馆不算是正式的大学，广文学堂才是正式的大学，则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189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济南设立教会医院，附设医道学堂。1906年青州医道学堂并入，称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
1904年，广文学堂校址迁至潍县东郊的乐道院，与青州的神学堂、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并列，分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神学、医学4科。
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南圩子外名为永租实为强行购置土地545亩，开始筹建大学，到1911年校舍落成并招收新学生，这就为日后结束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四科三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济南当局为方便学校和已建医院的交通往来，在南圩子城墙上新辟城门一座称“新建门”。
1916年，在北京的美国“罗氏竹花医学社”，将北京协和医院的3个班的学生转到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并带来15万元的“协款”。
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至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结束了1904年以来四科三地的分散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
为适应学校扩充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南关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对外和在教会内部则仍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英国人卜道成便成了第一任校长。
1917年9月，齐鲁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文理科为四年制、医科为七年制，共有学生277名，教工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工36 人。此时的校长为英人布鲁斯，经费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学校逐步设立文科、理科、医科、神科、社会教育科、天文科、农科和国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还将广智院也包括在学校编制内。学生来源非常广泛，国内各省市、社会各阶层、信或不信基督教的都有。
这时的齐鲁大学，已发展成一个校园面积达800亩（其校址包括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医院，曾历经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二院的变迁），规模庞大，科系繁多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山东省内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并在加拿大立了案。她的最高管理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在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也设有分部。她已成为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堡垒。
齐鲁大学成立后，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大多数采用英语教学，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抗战前的20年（1917年～1937年）是齐鲁大学历史的主要时期。学校在创办后的十几年间，异常复古与守旧，宗教气氛十分浓郁，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神职洋人手里，学生几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学不入教要受到歧视。
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的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
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其校长必须由中国人但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也改为大礼堂。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王慎明视察文、理两学院，尹莘农视察医学院，均认为合格，遂于12月终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立案之后，齐鲁大学虽然在名义上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但其管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校长、教务长等职务，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但实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在时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接任校长期间，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创办国学研究所。齐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声誉鹊起，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1930年，老舍先生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任院长，住在南新街58号（原54号）的一个四合院里，距离学校仅有一箭之遥。在这段日子里，老舍的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军逼近黄河，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除留下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翌年秋天，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平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大，外籍教工被押往潍县乐道院关押，其他人解散，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齐大师生陆续返校，经过整修，学校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1947年上半学期在校学生为442名，其中文学院105名、理学院123名、医学院203名、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名，教职员工70人。1945年经费3亿元。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极少数人的操纵下，齐大曾将部分师生和教学物资南迁，先后落脚于杭州、福州，及至建国以后。
1948年，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齐大校园，如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但是，齐大初建时，招生和毕业的学生很少，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条件过高，高中必须毕业，还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等6门考试。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二是学费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每年高达140元，其他杂费还要20多元。也有其他原因，像一个时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影响了学校的扩张。
济南解放后，1951年学校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被解体撤销，其原有各个学院分别并入专业相同的专门学院——神学院和国学研究所撤销，文理学院所属系科，划归青岛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济南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农业专科划归济南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保留其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医接收，今为山东大学西校区。
齐鲁大学之所以被撤销，主要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该校由登州源起直至最终定型于济南，便迎合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侵略山东的势头。但是，齐大在办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她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仅齐鲁大学医学院，就先后培养了1000余名医护人员——包括一批医学名家在内，为山东及其他地区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同时，她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对推动山东乡村向近代化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全国各地一系列的实验，乡村重建的思想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运动，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所以，齐大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