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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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1937~1944年:国难(2)

“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有个性又发奋的人,很难在团体中相处。有个性,易得罪别人;发奋,别人本来就对你不服。如此以来,冲突难免时时发生。更何况又是跻身于这样一种正统的环境!我常常在写文章时,甚至就在平时说话中,对追名夺利、随波逐流行为表示着深恶痛绝。我的大学4年,也就是在一些大家能看得见的身外之物上(名利等)受了不少的委屈与损失;但是,既然我痛恨名利,又怎能自甘世俗?我要做的无非是:尽量沉默;尽量宽容;尽量有个自己的空间;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与追求。这一切,很快就能全部实现了!

人大没有北大的湖光塔影、没有清华的荷塘月色——当然房子略新一些,因为它建校较晚。人大拥挤、喧闹、政治性强……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有朋自远方来,我只能领他们到北大、清华走走。要写东西,随便找个教室,在哪个学校都是一样的。要干事情,我很多时日奔波在校外,或是名胜古迹,寻觅历史遗韵;或是大街小巷,追忆古都烟云;或是报刊出版社,那属于我的领地。这一切,与人大何关?

既没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又没有浓郁的人文气氛,仅仅是“教室——寝室——食堂”三位一体;仅仅是“上课——睡觉——吃饭”三点一线。除此外,丁点宽的锻炼场地、图书阅览室……这就将成为大学4年生活与学习的全部?也许,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这已足够;可对于我,这不亚于软禁,不亚于慢性自戕。

很不好意见,说了自己尊敬与感谢的母校这么多“坏话”。

是的,尽管前文中我说,当初填了人大,“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是因为个性、创作方面没得到像在北大那样“如鱼得水”般的长足培育,因为人大的文学气息不如北大浓郁、中文系的学术水平不如北大强,且自己从事创作不如在北大那样受到重视而深为遗憾;但是,当初若真的没进人大,冷静一思忖,我更要后悔无穷、损失多多矣!

为什么?人大提倡严谨、规范,对我的不羁个性是很好的约束、调剂。它既有利于培养严肃的创作、学术之风,又有利于我平时的待人处世。人大提倡实事实是,反对自我宣传吹捧;它让我时刻注意谦虚实干、以成果服人。人大的党风正、强调“德”,也使我创作中的传统美德、人文气息、自我修养得以弘扬、高昂。我如果去了北大、北师大,也许在特点、优点方面会得到更大的巩固与提高;而我来到了人大,我的特点、优点并未失去,同时还补充、完善了当初非我的许多因素。一个“准北大人”成为“人大人”,既有北大风格之基础,又添人大风格之渗透,岂不快哉?

不错,人大中文系不如北大、北师大、南大、复旦中文系;然而,作为人大学生,我致力于业余创作,踽踽独步,4年下来,我的文学能力与收获并不亚于北大、北师大、南大、复旦学生。这何尝不是为学校争光,也为自己争光?

由于种种原因,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的人大,科技实力有所不够,综合排名不如北大、清华崇高;但是,它的鲜明特色与重大影响,众所周知,足以跻身国内一流高校之列。人大是文科大学的排头兵,绝无疑义。人大与北大、清华皆居于京城文化教育中心海淀区,三校共同形成一个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高校群落。三校齐驱并驾,往来密切,互相促进,为国家、民族的文教事业与精神塑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大的图书馆藏书,在全国、在各高校图书馆中皆居前列。尤其是文科方面的书,从文史哲到政经法,汗牛充栋、荦荦大观。我若作家法朗士所说,“像一个饥饿者”扑进书海里,博览群书,乐而忘返。

各种文化讲座、诸多人大籍名家,让我得到精神上的熏陶、才能上的锻炼。我为学者们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从学者们的渊博学识中兼收并蓄,从而素质方面迈上了不知几级台阶。

我的忧国忧民、关注社会与人生;我的心怀天下、稳重处事的风格;我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都是因为受了人大4年的教育啊!

尽管人大有各方面的一些不足,尽管人大有条件上的一些限制,尽管人大与我之间有一些迥异的地方;但是,人大的优点与特点,人大对我的莫大教益,那是客观存在的啊!

我的履历表上,将白纸黑字地写着:“从1994年9月到1998年7月,在北京市海淀路(现在是早已改名中关村大街了)175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94级、98 届。”

人大,伟大的母校,我深深感谢您!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您让我具有了现代人必不可少的第二个“我”。

快要走了,我在人大庄严的校门旁,在毛泽东同志手书“实是求是”的老区石前,在新图书馆外,在教学二楼的4层上,在芳草茵茵的围坪间,在学一、学二楼当中的仿古亭内……逡巡、留连,追忆着自己4年来在这儿留下的一行行足迹、一串串笑语、一次次沉思……

[附文3]人大赋

天子脚下,黄城根儿。人文荟萃,海淀渊薮。人、北、清三足鼎立,文、理、工体系全面。硅谷夹央,翰林居中。历七十二载不衰,有十八万徒遍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虽无湖塔,有大儒存之;虽无荷月,有书山屹之。地盘不大,唯学子勤读;花草不美,唯严师长诲。时闻丝竹之声,偶见名家之影;载歌载舞,亦行亦作。

鸟声啁哳,自枝巅飘落;夕阳如火,从窗棂泻入。跑道蜿蜒,尽是矫健身姿;桃林荫翳,都为晨起练舌。春花秋月,冬雪夏日,何时而无师生,何处而无教学?

堪称深府,亦为大院。抛弃名利,追求高雅;实精神家国,乃第二故土。随风潜入夜,不明知识暗增;润物细无声,谁知才干已长。声名远播,家户喻晓。

任凭东西南北风,哪管日夜四季转。岿然不动,柔中有刚。施影响于无形,讲道理于平时。娓娓低语,连顽石亦点头;静静投足,让众生争效仿。

噫吁,母校人大,辉煌历程。四载风雨,没齿难忘。承万千教导,将百年受益。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2、1937~1940年:河山迢迢

据浙江大学祝文白教授回忆这段曲折、艰辛、惊险、永生难忘的迁徙经历:

自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淞沪战起,杭城情势日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浙大镇定如常,仍按学历于9月10日开学上课。特以一年级人数较多,选定天目山为新生设一分校,以朱庭祜先生为主任。浙大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必修课目;竺校长尤重视学生之基本国文,曾商请我兼一年级国文主任,于开学前移寓天目山。山在于潜县北40华里。此山有两高峰,峰顶各有一池,因名天目。山中风景极佳,尤以9、10月间之云海,变化万状,最为奇观。彼时天目山已被辟为风景区,有汽车公路,自杭州至山麓,历时2点30分钟即可到达。

浙大借天目山禅源寺为校舍,山门上有“天目灵山”四大字。寺内建筑宏伟,重楼杰阁,气象庄严,诚为东南一大古刹。寺后胜迹尤多,新生就学于此,朝夕游眺,畅心悦目,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不意甫经三阅月,敌寇更自全公亭登陆,凶锋内向,杭城大震。浙大遂决定全校集中建德,所有在杭之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1月11日起,分3批动身,每晚出发一批,至江干登轮船,开往建德。同时在天目山之一年级生,亦下山经于潜、分水、桐庐以达建德。时敌寇已陷吴兴,南窜安吉、孝丰,直拊天目山之背。即使无集中建德之计划,亦难久居于此焉。

浙大师生全部抵建德后,借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房屋,略加修葺,即行上课。同时派人往江西吉安、泰和等处,筹备校舍。至12月,杭州失陷,富阳旋告不守,时在建德上课月余,匆匆结束,分批入赣,各推教授领队,并于兰溪、金华、衢县、南昌、樟树、吉安各设招待站。乃刚到金华,适遇敌机大轰炸,浙赣铁路客车停开,顿觉进退维谷。

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2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2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

至1938年9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10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

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1939年2月5日,敌人用18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3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121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339人,又新建教室22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

又是年9月15日,敌机8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12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2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18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6月、9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10月18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

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

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4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综计此3年之中,周流5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3、1938年~1946年:“中兴业须人杰”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她存在于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最大苦难的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集合于昆明而创办。她集结了中国学术精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培育了无数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专家。她的许多毕业生,在后来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云南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10月25日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11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1个月后,上海、南京先后陷落,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武汉震动,危及衡山湘水。长沙遭遇空袭,硝烟弥漫……

虽然湖南方面极力挽留,广西方面热情邀请,但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去云南昆明,那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1938年2月学校开始搬迁入滇,250名师生(学生244名)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3省,行程3000余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经过68天艰苦跋涉到达春城(另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则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再从海路取道越南入境),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11月1日为校庆日。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一个体育部。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1940年8月在叙永建立分校。

西南联大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其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故西南联大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而梅贻琦又提出了“吾从众(即教授),无为而治”的口号。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领导人,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日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