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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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1937~1944年:国难(5)

法学院招收两班学生,一班是本校各院系已有德文基础的学生转入法学院一年级的共有53人;另一班为招收高中毕业生60余人,先入德文补习班学习德文1年后,再进入法学院一年级。

法学院于1945年12月正式开课,学制4年。因招收的学生不多,法学院就设在李庄东岳庙内的玉皇楼。

6、1940~1945年:薪火不绝

1937年北京芦沟桥“七七事变”,人心大为振奋,爱国人民奔走相告,全国人民都卷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中。1938年5、6月,日机滥炸广州。那时,中山大学地处广州东北石牌,踞冲要之区,常为敌机轰炸,对员生安全和教学工作都无适当的措施。并据报,敌将从惠州、博罗方面登陆。而广州军政当局竟于此年10月14日通告疏散市民,预备退却。中山也接教育部电告,即行迁校。校方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萧冠英主持。

当时,校方接到情报,有一部分同学组队,参加到东江游击纵队去坚持敌后斗争。东江纵队的组织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生,后来与共产党员王作尧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另有一部分同学结队分批步行到云南墨江;同时,又有10余批同学到香港乘船到西贡,准备转去云南新校址。

最初,中山大学决定迁往云南罗定,在10月19和20两日,分批乘船将人员及公物约1200余箱运离穗市。这些公物虽是员工们在危难中抢运出来,也只有三分之一。至10月底,全部运抵罗定县。当时据报,广州已于10月21日沦陷于敌手。11月初旬,该校总办事处在罗定城北窗明学校办公;农、法、医3学院分设罗定城内,附属中学则设在对岸塔溪乡;理、工2学院设在郁南县属大湾;研究院、文学院、师范学院和图书馆在罗定县罗镜,分别择地布置。

至10月中旬,正在准备复课,忽接教育部电以汇款不便,另觅桂、滇两省迁校。又择定广西龙州的凭祥、上金、宁明各县为校址。岂知正在筹备启运之际,又接教育部电知,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应迅迁滇省等语。因此又改计划,遂于12月1日结队西行,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5日到南江口,7日到梧州,增加员生百余人。19日,员生和4批公物均已抵达龙州。于是决定由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择定墨江县为校址。于2月6日出发,2月中旬全部抵达墨江。随即筹备开学,至3月1日复课。

1940年春间,滇南物价暴涨,生活程度日高,员生生活顿感困难。及夏,日敌侵迫越南,威胁滇境,时局突告紧张。是年6月间,中枢遂任命许崇清为代理校长,主持迁校事宜,决定迁返粤北坪石(广东、湖南交界的一个小镇,今属广东省乐昌县);惟公物、人员都要经过滇、黔、桂、湘数省,辗转输运,间关数千里。至1940年12月已全部抵达坪石。

经过一番筹措,终于将中山大学总办公厅和研究院均设坪石镇,并续办先修班。这时,先修班与学生审查贷金委员会均设于此。文、理、工3学院分设于坪石附近之铁岭、塘口、三星坪等地;又增设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于车田坝;医学院设于乐昌县城;法学院设于武阳司;师范学院设于管埠,均属乳源县境。农学院则设于湖南宜章县之栗源堡,1941年1月间先后上课。1941年7月,张云代理校长。

中山迁到坪石后,在1942年间常闹米荒,生活极为艰苦。处在敌伪四面包围之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很多员生把衣服、被子、书籍等以最低价格出售,博取高价粮食。因粮食接济不足,常以野菜充饥。曾有物理系一位教师,因缺粮吃野菜中毒,幸得及时救治,方得无恙。因此,学校组织员生,爬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到湖南、香港等地运米接济。一连串地进行这种艰苦工作,在粮食困难方面终于克服。

在这些情况下,当时教育部对中山大学员工的薪给问题有这样的规定:发给时价的米代金。年龄在30岁以上的,给予1石的米代金;28岁以上的8斗,26岁以上的6斗,不及26岁的均3斗。又两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都在30岁以上的,一方给予1石,另一方只给予3斗。有5位同事,两夫妇都是在中山工作,也都在30岁以上,就很觉得不值。为了免饿,便相约以集体离婚的方法,在韶关《建国日报》广告栏登报,才夫妇各都得到了1石的代米金。这是在痛苦生活压迫下,造成了集体的假离婚的不正常现象。

1945年1月初,警报频传,校方曾几次召开应变紧急会议。至1月15日,敌踪有自连县东陂窜向坪石的讯息。16日,据报已侵入湖南宜章县属栗源堡,随即窜扰管埠、梅花等地,坪石业已陷于包围形势,远郊已发生激烈战斗。事出仓猝,中山大学通告紧急疏迁,一部分公物和人员于17日由粤汉铁路遄赴乐昌县城,会商应变办法。惟敌人突至,所运公物尽被焚掠。即于21日间道转赴仁化,分驻石塘、仁化县城扶溪等地。其时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已先遄赴扶溪乡复课,但考虑到仁化地近前线,且曾被日敌窜至扶溪,旋复退出,然终是难于安处的。是时,金代校长即派员在扶溪设立中山大学办事处,随率领一部分员生向东陆行,遄赴龙川县。未几,择定梅县为校本部驻地;其他下属单位均陆续迁来,法学院在蕉岭县路亭,农学院在五华县岐岭,工学院在兴宁县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县龙母,均于3月间先后复课。

而未赴乐昌、仁化两县的一部分员生,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于此年1月20日由坪石突围,循连平公路遄赴连县,曾遇敌踪,幸因应付得宜,安抵连县三江,而继续赴连者甚众。随派员警赴栗源堡及笆篱堡,护送教务长邓植仪及各院员生等抵达三江,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择定晏平图书馆三江西、南、北城楼等处为校舍。处本部和研究院及文、理、法、工、师范5学院,先修班均于此地分别部署;仅农学院设在连县东陂西岸;医学院设在连县县城,这是因环境关系,而分别择地设立的。至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尚未成立。附中学生来连的,则函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或连州中学等校借读。其时,公推邓教务长兼处主任,订定分教处组织章程,经报由教育部和梅县校长方面核准。又梅、连两处均完成教育部于1945年秋分别招生的任务。

至9月2日,抗战胜利,东江梅县本部,连县分校处及仁化区员生等,均于10月间先后返抵穗市。今连县分教处则奉本校命,将在连、坪、临、乐各地所存公物集中运校,乃分派人员在连、坪两处留守,负责运输事宜。(此文系根据当时在中大工作的周鼎培教授的回忆整理而成。)

7、1942~1945年:江村春秋

先后毕业于大夏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曾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赵瑞蕻回忆道: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对这点我极有体会。

如果1940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爱人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1942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8月13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

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5年。”

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

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40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

于是,1942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20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1000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

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4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3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高足)。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