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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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附录:中国古代大学溯源(1)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太学、国子监、书院也算是大学的话,那么中国自然是世界上创办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了。也难怪,创办于北宋初期(公元976年)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及其今天的名称——湖南大学,且一直坚持办学,千余年来从未间断,就常常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曾将1976年作为其建校100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问题是,它们并不具备近、现代大学的有关特征,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但它们毕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毕竟是近、现代大学的雏形和始祖、源头。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大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出现的一些著名人物。

如果说太学(国子学、国子监)是国立、官办的“大学”,则书院就是私立、民办的“大学”。

1、公元前135年:太学肇始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也就是“皇家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礼记·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辟雍,相传即西周的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直称太学。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所无法比拟的。清朝段玉裁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两汉太学,始创于西汉,鼎盛于东汉。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即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即可补官),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经考试合格,可补文学掌故、太子舍人等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多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科目逐渐加多。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

博士逐渐加多。汉宣帝时增至12人,新朝王莽当政时又增至50人。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

博士弟子逐渐加多。汉昭帝时增至100人,汉元帝时达1千人,汉成帝时增至3千人,仿孔门弟子。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1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王莽末年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东汉初建,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

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仅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太学声誉日高,从事教授经学成为一种崇高的职业,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

汉章帝则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

汉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

汉顺帝采纳翟酺建议,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重修和扩建,费1年时间,用工徒112000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讲堂长10丈、广2丈(一说3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所招学生开始正式称为太学生。

汉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在汉质帝时猛增至3万多。

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刊正经书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共46枚),作为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树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络绎不绝。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历史学家班固、科学家与文学家张衡等都在太学学习过。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1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即党锢之祸)。熹平元年(公元171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1千余人。

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

班固在《两都赋》中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学习蔚然成风,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先秦夏、商、周三代教育的借鉴,及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先秦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和背景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反思、继承和发扬。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3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佛学均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程颢、程颐兄弟)即出自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对分不开的。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她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2、公元166年、169年:党锢之祸

李膺

郭泰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一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5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入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扩建太学,儒生数量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6位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5人。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朔,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得逃到了洛阳的哥哥家。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啦?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打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与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