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先生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他所讲的是真实的历史，不是戏说或演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进行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还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上至教授、军人、商人，下至学生、市民，童叟老幼、官绅布衣，都喜欢听他讲史。邓广铭先生说：“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源，通过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踏踏实实，决不浮泛，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主观编造的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黎先生把他讲三国的内容都写进了书里。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聆听他的演说了，但通过阅读他的《细说三国》，依然可以领略其学术魅力。在这本书的序文中，黎先生详细介绍了“说三分”的特点：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传中亦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
读陈寿书，如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细说体”泽被后人
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应台湾媒体之邀，将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报纸上连载，大受读者欢迎。接着，他又扩充内容，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第一本“细说体”史著《细说清朝》出版后，得到许多学者、鸿儒的赞赏。钱穆先生认为：“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唐君毅先生赞其“史笔清丽，为当今所罕见”。
黎东方首创的“细说体”，既有别于“戏说”，又不同于“百家讲坛”的讲史方法。而是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翔实、可信。国学大师胡适读过黎东方的书，赞赏有加，还劝他把中国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
上个世纪60年代，黎东方的6种“细说”曾于宝岛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追捧，出版社多次印刷。
1995年，通过台湾版的《细说清朝》，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崔美明结识了时年89岁高龄的黎东方先生。崔美明看完全书后，立即与黎先生取得联系，签下了5本“细说”的简体字版。几本“细说”在上海出版后，颇受欢迎。黎东方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誓在有生之年，把所缺的朝代补写完毕。只可惜天不假年。1998年12月30日，黎先生夜睡不起，无疾而终，享年91岁。
之后，崔美明又多方物色作者，补上《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诸书，于2002年完成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大师小传】
黎东方（1907—1998），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附“最荣誉记名”（为20世纪该校获得此项殊荣之第一人）。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大、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钱钟书：“围城”里的中国式才子
学者钱钟书生于诗书世家，聪慧过人，知识渊博，言语幽默，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书生意气，南返光大
1933年，钱钟书自清华毕业的时候，清华研究院刚成立不久，老师们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课程，为研究院争光。但他未置可否。四年级临近毕业时，陈福田、吴宓等教授想挽留他，都去做他的工作。他一概谢绝，系里的教授对此都十分惋惜。
有一次，陈福田教授对人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钟书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
吴宓教授是个厚道、宽恕的人，对年轻的钱钟书颇为期许，对他的自负盛气也最能原谅。他对钱钟书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华，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大学的现有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这话也印证了钱钟书后来的话：“20岁不狂是没有前途的，30岁以后还狂是没有头脑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这最能体现出他的志向和锋芒。
清华大学留不住年轻的钱钟书，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父亲钱基博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这大约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源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也许还有一个未能对别人说明的原因，即他的目的是准备将来2年后出国留学。当时清华其他所有专业都可以派出国留学；但学外文的却不能。而且，全国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要有2年以上的服务年限，才能出国留学。
1931年“九—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沦陷，华北地区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教学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是，已经没有心思再安坐于教室之中了。钱钟书这一届临毕业时，许多学生都纷纷离开学校，踏上新岗位，投入到了社会的洪流之中。
1933年9月，钱钟书来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是上海一所刚成立不久的私立大学，有幸聘到钱钟书这样—个优秀的清华毕业生，自然是非常欢迎的，当即破格聘他为外文系讲师，讲授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在当时，一般大学毕业生要工作2年才能做助教，几年后才能提讲师，而这次对钱钟书却是破例。
钱钟书刚到光华大学时，住在学校的教师集体宿舍里。同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顾献梁，也是研究文学的。同室之初，他并不了解钱钟书。有一次，顾献梁正在埋头读一本深奥难懂的文学批评史的书籍。钱钟书看到了，便说：“这本书以前我念过，不知道现在还记不记得了，你抽出一段考考我看。”顾献梁听了半信半疑，特地找了几段难懂的内容来考问他。一段念个开头，钱钟书就能接下去，整段整段地背诵，十之八九都正确无误。如是者多次，使得顾献梁大惊失色，为之拜服不已。顾氏后来到了国外，他常常与人谈起此事，对钱钟书真是真是赞不绝口。“文革”期间，他还辗转与钱钟书通过几次信。
钱钟书与他的父亲，一在外文系，一在中文系。其父先为中文系主任，后来又兼文学院院长。像这样父子同执教一校的情况，在民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虽然钱钟书刚刚大学毕业，却凭其良好的口才与渊博的学识，讲课的水平不在乃翁之下。他开的英美散文课，吸引不少学生慕名前来。他备课认真，喜欢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上课独特，有次考试的作文题是“What is love？”据光华大学一些校友回忆、谈话的记载，普遍反映钱钟书是光华大学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