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留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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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留学欧洲(11)

陈省身少年时代即显露出过人的数学才华,15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1930年从南开毕业,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研究院。1934年毕业,考入德国汉堡大学,跟随著名数学家布拉施克学习。1935年完成博士课程以后,至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嘉当深造。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代理所长,并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几何学正教授,复兴微分几何学,形成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1961年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并加入美国国籍。1984年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同年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95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回到祖国,定居南开。2004年获得首届“邵逸夫奖”。

钱钟书:两人留学去,三人回国来

钱钟书是少见的文学全才,既是博古通今的文学专家,也是作品脍炙人口的作家。他禀赋奇佳,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却更是因为他的勤奋,他对书的痴迷。

钱钟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为“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他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为他正式取名为“锺书”。“锺”(古代打击乐器)字简化后本作“钟”;但“钟”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钟情”、“钟爱”等。“钟书”的意思是“钟爱读书”。钱钟书一直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是“钟书”。

不为学位而读书

1935年,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牛津的秋季学期,开始在10月前后。当他们抵达英国时,学校还未开学。于是他们下船之后,就在伦敦等处游览、观光了一番;仍然未到开学的时候,两人便到了牛津。钱钟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杨绛则开始接洽入学事宜。她本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而她又不愿修历史专业,于是作罢。

后来,杨绛并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而如念别的大学,尽管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且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不像钱钟书有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

钱钟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以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读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使钱钟书很是羡慕。钱钟书常常说,他如果能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的书。但也正因有杨绛在旁,正如古人所说,钱钟书在“饱蠹楼”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

“饱蠹楼”指的是牛津大学总图书馆。这个典雅的译名,是钱钟书给它起的。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因此,“饱蠹楼”藏书的丰富程度,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钱钟书、杨绛夫妇俩在牛津时,寓居在瑙伦园16号的老金家。但“饱蠹楼”可以算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饱蠹楼”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这个规定,改变了钱钟书过去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从不记笔记的习惯。进“饱蠹楼”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钱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1936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

这些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并不是他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自己消化后撰写的笔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概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认为,对每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一次新的发现和体会。最精华的地方,往往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钱钟书在牛津养成了读书记札记的习惯后,实际上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乱世,就是靠着这些札记,让他写成了《谈艺录》。1949年以后,他又是利用这些札记,完成了巨著《管锥编》。

“饱蠹楼”另外一个造成钱钟书夫妇读书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概不收藏18世纪以后的文学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时的文学书籍算不上是经典。所以,钱钟书和杨绛若想找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就只能到别的图书馆去。

他们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藏书也颇丰富,借阅时间是2个星期。因此,一般不到2个星期,他们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或者干脆到书店里去看书。在牛津有一家名叫Blackwell的书店,是他们常去光顾的(在英、美的大书店里,顾客不买书,也可以在书店内随意看书,不必担心店员来啰嗦)。他们在牛津的2年时间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了。

尽管钱钟书在这里一直心无旁骛地学习,而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竟然仍有1门功课不及格。这也是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版本和校勘”。这门课非常枯燥乏味,让钱钟书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的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

对早期的欧洲学者来说,这种鉴定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但是,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因为英国人保守的天性,这门课却是钱钟书必须修的。因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这门课也是杨绛唯一一次看见他苦学的课程。因为实在是毫无兴趣,所以他每天要读一本侦探小说来“休养脑筋”,结果“休养”得梦中手舞足蹈,不知道梦中出现了什么惊险场景,也许他正在和嫌犯搏斗。然而,这样“苦学”的结果却是不及格。这不关钱钟书的资质,问题是他自己把指定作业的规则弄错了。老师本来要求他只要从古人手稿中辨认出一二行就可以了,但必须没有错字。可是他没有留意,而是将整部手稿整理出来,他做错的地方就很多了。这样一来考试当然就“砸锅”,只好靠暑假补考才及格。

此后,钱钟书就开始着手准备撰写论文了。他考虑自己的论文题目及提纲,必须是很冷僻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因而现成的材料有限,大部分要靠自己去发掘,这样逼着大家来看更多的书,寻找一些新的东西。这也正是训练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方法;而牛津的训练恰恰是很严格的。

钱钟书的论文,最初是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但是导师却不准许他做这个题目。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好改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时的英国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一直自傲的大英学者们,自然不愿承认一个他们眼中的弱国对他们文化的影响。

这个题目很大,但钱钟书大题小做。虽然这篇论文做起来颇需要费一番功夫,庆幸牛津大学有“饱蠹楼”,让钱钟书得以凭借这里的藏书丰富之便,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论文。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顿觉轻松。他一直觉得,为一个学位而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自己想读的很多书并没有时间读,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不必要的功课上。所以他在牛津就读期间,一直对杨绛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羡慕有加。

钱钟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的话:“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从此,他决定不再读什么学位。以后他与杨绛去巴黎大学,虽然继续交费,但只按自己定的课程学习。

他们在牛津期间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如房东老金等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史博定的富翁,他弟弟K·J·史博定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史博定请钱钟书夫妇去他家里喝茶,劝钱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据说,他打算为牛津设立一个汉学教授职位。

可在钱钟书看来,在他的言谈之间,似乎觉得中国的奖学金不值一提。他当下就拒绝了对方的建议。虽然自己对攻读文学学士一直颇有不满,但要自己放弃国家的奖学金,去依附外国富翁,那也是不能的。

钱钟书虽然拒绝了史博定,但与兄弟二人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友谊。他弟弟更是经常请钱钟书和杨绛到他在学院的寓所去喝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后来钱钟书离英赴法,仍时有书函往还;虽然他们兄弟俩还时时希望钱钟书再返牛津,不过始终未成事实。

留学期间家庭生活点滴

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处处充满了乐趣和幸福。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过得妙趣横生。

钱钟书刚刚来到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拥吻了牛津的土地,还留下大半个门牙作为纪念。他是一个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没有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下去。他挣扎着自己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染得手绢上全是鲜血,还有半枚断牙。杨绛看到这个情况,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好那时他们租住在老金家,同寓所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于是他们就教杨绛赶快陪钱钟书去找牙医,才算解决了这次意外事件的惊吓。

有一次钱钟书午睡,杨绛临帖。可是,杨绛自己写写字就开始瞌睡,没过多久便睡着了。钱钟书醒来,见妻子睡着了,一时顽皮心起,就提起毛笔,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个大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恶作剧没有搞成,却险些闯祸。因为他没想到,杨绛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为了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都快擦破了。以后他即使玩心再起,也不敢随便在杨绛的脸上乱画了;而是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由于他们的房东老金家的伙食越来越不好,杨绛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自己料理膳食的新居所。在他们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平时生活上“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大显身手,一个人做好了早餐,用一只在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接端到她的床前。正在赖床的杨绛,非常兴奋地翻身起来享用。这种幸福,自然是默默体会的了。钱钟书准备的早餐很丰盛,有煮蛋、烤面包、热牛奶,还有又浓又香的红茶;这些都是他才跟同学学来不久的,居然做得还不错。此外,又有黄油、果酱、蜂蜜等。

夫妻两人入住新居的第一天,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开端。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钱钟书生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他做给杨绛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

1年以后,杨绛怀孕了。钱钟书欣喜异常,他对妻子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1个,就像你这样的。”此后,一直潜心学业的钱钟书开始学做家务,分担一些体力活,对因为怀孕而行动不便的妻子更是细心呵护。

离预产期还有2-3个月,钱钟书就早早地去牛津妇产医院为杨绛订下了房间,预约接生大夫。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中国传统的迂腐,不在乎接生大夫是男是女,而是只要求最好的,让那个接待他的女院长着实惊讶了半天。

到5月18日,孩子有了降生的迹象,钱钟书连忙要出租车送杨绛住进医院。杨绛因为难产,最后只好用了麻药,护士用产钳将婴儿拽了出来。这时的钱钟书,已经急得团团转了,他一天往医院连跑了4趟。因为没有公交车,他只能徒步来回。上午得知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高兴,终于得偿所愿了。他想看望妻子,医院却不准许,只好回去。第二次来,他知道妻子在麻醉中还没醒来,只好又返回了。直到第三次,他才算见到了已筋疲力尽、沉沉入睡的杨绛。下午茶过后,钱钟书第四次又来医院。这时杨绛已经醒来,才得知他已经来回步行了7次,顿时心疼起来,嘱咐他一定得坐汽车回去。

护士把孩子从婴儿室里抱出来给钱钟书看。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女儿,看了又看,一种为人父的幸福感油然而生,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是钱钟书跟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给女儿的“欢迎辞”。钱钟书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说不希望再生一个以分走自己对女儿的关爱,或许更是不忍心妻子再受生育的艰难和痛苦。

杨绛产后,在医院里住了将近1个月。这段时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在家。以他“笨拙”的生活技能,能安全地度过这段时间很不容易,每每都会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

钱钟书一听杨绛说“不要紧”,就放心了。他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这句话在近2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屡次得到验证。这回也同样:杨绛到家后,果然把钱钟书做的“坏事”都补救好了。

钱钟书特地又叫了出租车接杨绛和女儿出院。回到寓所,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他,竟给妻子端上了一碗自己亲手炖的鸡汤,汤里还漂着鲜绿的嫩豆瓣。杨绛感动得险些落下泪来。于是,杨绛喝汤,钱钟书吃肉,女儿“吃”妈妈。钱钟书以他的爱心和责任心,笨拙却悉心地照顾着妻子和女儿。

【名家小传】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在文学创作、古代文学、国故、文艺理论、美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均有卓越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及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洗澡》、回忆录《我们仨》等。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故被清华破格录取。在大学期间,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名师的欣赏。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两人订婚。同年在清华毕业以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庚子赔款”英国公费留学生,赴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学位。女儿钱瑗出生。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秋,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后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建国以后,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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