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少年时代即显露出过人的数学才华，15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1930年从南开毕业，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研究院。1934年毕业，考入德国汉堡大学，跟随著名数学家布拉施克学习。1935年完成博士课程以后，至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嘉当深造。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代理所长，并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几何学正教授，复兴微分几何学，形成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1961年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并加入美国国籍。1984年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同年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95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回到祖国，定居南开。2004年获得首届“邵逸夫奖”。
钱钟书：两人留学去，三人回国来
钱钟书是少见的文学全才，既是博古通今的文学专家，也是作品脍炙人口的作家。他禀赋奇佳，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却更是因为他的勤奋，他对书的痴迷。
钱钟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为“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他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为他正式取名为“锺书”。“锺”（古代打击乐器）字简化后本作“钟”；但“钟”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钟情”、“钟爱”等。“钟书”的意思是“钟爱读书”。钱钟书一直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是“钟书”。
不为学位而读书
1935年，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牛津的秋季学期，开始在10月前后。当他们抵达英国时，学校还未开学。于是他们下船之后，就在伦敦等处游览、观光了一番；仍然未到开学的时候，两人便到了牛津。钱钟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杨绛则开始接洽入学事宜。她本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而她又不愿修历史专业，于是作罢。
后来，杨绛并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而如念别的大学，尽管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且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不像钱钟书有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
钱钟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以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读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使钱钟书很是羡慕。钱钟书常常说，他如果能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的书。但也正因有杨绛在旁，正如古人所说，钱钟书在“饱蠹楼”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
“饱蠹楼”指的是牛津大学总图书馆。这个典雅的译名，是钱钟书给它起的。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因此，“饱蠹楼”藏书的丰富程度，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钱钟书、杨绛夫妇俩在牛津时，寓居在瑙伦园16号的老金家。但“饱蠹楼”可以算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饱蠹楼”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这个规定，改变了钱钟书过去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从不记笔记的习惯。进“饱蠹楼”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钱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1936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
这些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并不是他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自己消化后撰写的笔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概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认为，对每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一次新的发现和体会。最精华的地方，往往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钱钟书在牛津养成了读书记札记的习惯后，实际上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乱世，就是靠着这些札记，让他写成了《谈艺录》。1949年以后，他又是利用这些札记，完成了巨著《管锥编》。
“饱蠹楼”另外一个造成钱钟书夫妇读书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概不收藏18世纪以后的文学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时的文学书籍算不上是经典。所以，钱钟书和杨绛若想找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就只能到别的图书馆去。
他们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藏书也颇丰富，借阅时间是2个星期。因此，一般不到2个星期，他们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或者干脆到书店里去看书。在牛津有一家名叫Blackwell的书店，是他们常去光顾的（在英、美的大书店里，顾客不买书，也可以在书店内随意看书，不必担心店员来啰嗦）。他们在牛津的2年时间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了。
尽管钱钟书在这里一直心无旁骛地学习，而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竟然仍有1门功课不及格。这也是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版本和校勘”。这门课非常枯燥乏味，让钱钟书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的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
对早期的欧洲学者来说，这种鉴定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但是，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因为英国人保守的天性，这门课却是钱钟书必须修的。因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这门课也是杨绛唯一一次看见他苦学的课程。因为实在是毫无兴趣，所以他每天要读一本侦探小说来“休养脑筋”，结果“休养”得梦中手舞足蹈，不知道梦中出现了什么惊险场景，也许他正在和嫌犯搏斗。然而，这样“苦学”的结果却是不及格。这不关钱钟书的资质，问题是他自己把指定作业的规则弄错了。老师本来要求他只要从古人手稿中辨认出一二行就可以了，但必须没有错字。可是他没有留意，而是将整部手稿整理出来，他做错的地方就很多了。这样一来考试当然就“砸锅”，只好靠暑假补考才及格。
此后，钱钟书就开始着手准备撰写论文了。他考虑自己的论文题目及提纲，必须是很冷僻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因而现成的材料有限，大部分要靠自己去发掘，这样逼着大家来看更多的书，寻找一些新的东西。这也正是训练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方法；而牛津的训练恰恰是很严格的。
钱钟书的论文，最初是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但是导师却不准许他做这个题目。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好改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时的英国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一直自傲的大英学者们，自然不愿承认一个他们眼中的弱国对他们文化的影响。
这个题目很大，但钱钟书大题小做。虽然这篇论文做起来颇需要费一番功夫，庆幸牛津大学有“饱蠹楼”，让钱钟书得以凭借这里的藏书丰富之便，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论文。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顿觉轻松。他一直觉得，为一个学位而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自己想读的很多书并没有时间读，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不必要的功课上。所以他在牛津就读期间，一直对杨绛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羡慕有加。
钱钟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的话：“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从此，他决定不再读什么学位。以后他与杨绛去巴黎大学，虽然继续交费，但只按自己定的课程学习。
他们在牛津期间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如房东老金等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史博定的富翁，他弟弟K·J·史博定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史博定请钱钟书夫妇去他家里喝茶，劝钱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据说，他打算为牛津设立一个汉学教授职位。
可在钱钟书看来，在他的言谈之间，似乎觉得中国的奖学金不值一提。他当下就拒绝了对方的建议。虽然自己对攻读文学学士一直颇有不满，但要自己放弃国家的奖学金，去依附外国富翁，那也是不能的。
钱钟书虽然拒绝了史博定，但与兄弟二人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友谊。他弟弟更是经常请钱钟书和杨绛到他在学院的寓所去喝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后来钱钟书离英赴法，仍时有书函往还；虽然他们兄弟俩还时时希望钱钟书再返牛津，不过始终未成事实。
留学期间家庭生活点滴
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处处充满了乐趣和幸福。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过得妙趣横生。
钱钟书刚刚来到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拥吻了牛津的土地，还留下大半个门牙作为纪念。他是一个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没有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下去。他挣扎着自己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染得手绢上全是鲜血，还有半枚断牙。杨绛看到这个情况，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好那时他们租住在老金家，同寓所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于是他们就教杨绛赶快陪钱钟书去找牙医，才算解决了这次意外事件的惊吓。
有一次钱钟书午睡，杨绛临帖。可是，杨绛自己写写字就开始瞌睡，没过多久便睡着了。钱钟书醒来，见妻子睡着了，一时顽皮心起，就提起毛笔，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个大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恶作剧没有搞成，却险些闯祸。因为他没想到，杨绛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为了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都快擦破了。以后他即使玩心再起，也不敢随便在杨绛的脸上乱画了；而是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由于他们的房东老金家的伙食越来越不好，杨绛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自己料理膳食的新居所。在他们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平时生活上“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大显身手，一个人做好了早餐，用一只在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接端到她的床前。正在赖床的杨绛，非常兴奋地翻身起来享用。这种幸福，自然是默默体会的了。钱钟书准备的早餐很丰盛，有煮蛋、烤面包、热牛奶，还有又浓又香的红茶；这些都是他才跟同学学来不久的，居然做得还不错。此外，又有黄油、果酱、蜂蜜等。
夫妻两人入住新居的第一天，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开端。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钱钟书生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他做给杨绛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
1年以后，杨绛怀孕了。钱钟书欣喜异常，他对妻子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1个，就像你这样的。”此后，一直潜心学业的钱钟书开始学做家务，分担一些体力活，对因为怀孕而行动不便的妻子更是细心呵护。
离预产期还有2-3个月，钱钟书就早早地去牛津妇产医院为杨绛订下了房间，预约接生大夫。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中国传统的迂腐，不在乎接生大夫是男是女，而是只要求最好的，让那个接待他的女院长着实惊讶了半天。
到5月18日，孩子有了降生的迹象，钱钟书连忙要出租车送杨绛住进医院。杨绛因为难产，最后只好用了麻药，护士用产钳将婴儿拽了出来。这时的钱钟书，已经急得团团转了，他一天往医院连跑了4趟。因为没有公交车，他只能徒步来回。上午得知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高兴，终于得偿所愿了。他想看望妻子，医院却不准许，只好回去。第二次来，他知道妻子在麻醉中还没醒来，只好又返回了。直到第三次，他才算见到了已筋疲力尽、沉沉入睡的杨绛。下午茶过后，钱钟书第四次又来医院。这时杨绛已经醒来，才得知他已经来回步行了7次，顿时心疼起来，嘱咐他一定得坐汽车回去。
护士把孩子从婴儿室里抱出来给钱钟书看。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女儿，看了又看，一种为人父的幸福感油然而生，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是钱钟书跟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给女儿的“欢迎辞”。钱钟书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说不希望再生一个以分走自己对女儿的关爱，或许更是不忍心妻子再受生育的艰难和痛苦。
杨绛产后，在医院里住了将近1个月。这段时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在家。以他“笨拙”的生活技能，能安全地度过这段时间很不容易，每每都会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
钱钟书一听杨绛说“不要紧”，就放心了。他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这句话在近2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屡次得到验证。这回也同样：杨绛到家后，果然把钱钟书做的“坏事”都补救好了。
钱钟书特地又叫了出租车接杨绛和女儿出院。回到寓所，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他，竟给妻子端上了一碗自己亲手炖的鸡汤，汤里还漂着鲜绿的嫩豆瓣。杨绛感动得险些落下泪来。于是，杨绛喝汤，钱钟书吃肉，女儿“吃”妈妈。钱钟书以他的爱心和责任心，笨拙却悉心地照顾着妻子和女儿。
【名家小传】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在文学创作、古代文学、国故、文艺理论、美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均有卓越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及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洗澡》、回忆录《我们仨》等。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故被清华破格录取。在大学期间，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名师的欣赏。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两人订婚。同年在清华毕业以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庚子赔款”英国公费留学生，赴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学位。女儿钱瑗出生。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秋，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后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建国以后，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季羡林：留德十年，影响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