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留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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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留学日本(7)

这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没有种族斗争的局限。而且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他们在不公正的政治压迫和超限度的经济剥削下的非人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作了深入剖析。并以“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的无畏气概,鼓励人民起来反抗。

应该看到,当时的革命者,一部分来自读书识字的新式知识分子,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如会党、流民),前者还有有产阶级的印记,后者则缺乏深刻的思想。因此,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写的宣传文章,只是站在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救亡”立场上展开论述。像黄侃这样真诚、深刻地同情人民疾苦,号召贫苦大众起来向富人展开生死搏斗的文章,并不多见。

黄侃的《释侠》一文,同样充满着革命精神。作者实际上是把“侠者”比为革命者,鼓励同志们挺身而出,帮助弱小,造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

正当黄侃追随恩师章太炎努力求学、投身革命的时候,家乡却传来了母亲重病的消息。黄侃是个孝子,接到消息以后,很快就决定回家侍奉病中的母亲。

然而此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形势却不容乐观。自从孙、黄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民报》的极为有力的宣传下,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可是在1907年 2月以后,同盟会内部却发生了矛盾。由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当局要求孙中山离日,名为“劝离出境”。当时,黄兴也准备离日。并且决定,汪精卫与黄兴同行,胡汉民伴随孙中山。

孙中山和黄兴却因为在商定旗帜图案时意见不统一,出现了革命以来的首次纠纷。随后又因为经费、购买军械等问题,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一直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这些出于小派别的猜忌、嫉妒和个人恩怨,与革命党的根本目标或思想体系、政治路线无关。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纠纷日益恶化,所以牵动着许多同盟会员的心。

黄侃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对这个革命组织的命运自然非常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黄侃虽然忧心于同盟会的形势,但是作为一个基层成员,他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事态如何发展、变化,他也不能轻易表态。他只好潜心学问,每日跟在章太炎身边,一起讨论一些经学问题,或以赋诗互相唱和。于是,他一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知道自己在此也无益于形势,更忧心母亲的病情,便马上准备动身回国。

临行时,章太炎将自己所著的《新方言》赠给黄侃,并在上面注上:《新方言》370事,赠黄季刚。于是2月底,黄侃终于风尘仆仆地归国赶回家中,开始了为母亲治病而奔波。

“黄疯子”轶事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样一个说法: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开裤带,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

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以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因参加同盟会在日本流亡时,某日,听说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汤芗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处宴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可他不请自去。用他的原话是:“到那天我自己就去了,一进门,那些人见是我,先吓了一跳,然后又装得挺热乎的。我也不说什么,脱下鞋入座就吃。等吃完了,我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我赶紧跑了。”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以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是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京大学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他辗转打听到了章氏的下落,即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恩师。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监共苦数月之后,终被警察驱逐。

【大师小传】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黄侃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官至清二品大员(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7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可谓语出惊人。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并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并拜入其门下。同期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1935年10月6日,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年仅50岁。

黄侃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

周作人:“和风细雨般快意”的六年留日生涯

“周作人”的名字,多年来一直是和“汉奸”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哥哥鲁迅从早年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道扬镳,也是人们多年来猜测、揣摩的话题。而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了很久,近些年才逐渐正视了他文学大家的身份。他对日本的好感与亲近正是从留学开始的,也许那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把东京当成第二故乡

1906年夏天,已旅日数年的鲁迅,被母亲催着回国结婚。他这次回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带二弟作人去日本。周作人刚刚获得公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鲁迅一直关心着他留学的事,不断写信要他争取,这次终于有了结果。婚后第4天,鲁迅就和周作人一道,乘船离开绍兴赴日本。

周作人最初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是一种表面的礼仪上的接触,不似鲁迅那种精神上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

他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到达东京后,周作人跟着鲁迅住进了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对周作人来说,一切所见所闻都无比新鲜,使他惊奇和兴奋。他被安排在楼上路南靠西端的房间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一个日本少女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自在怡然的样子。从此引发了周作人后来非常关注的妇女问题,而对中国妇女缠足的恶习批判最为严厉。他从中日两国妇女赤足与缠足对比中得到的触动,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由赤足的习俗,周作人更扩大到观察和思考日本人生活中的天然之美。他给日本人的生活所下定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周作人对日本人穿的鞋子和袜子也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鲁迅来日本时,因为听了一个老留学生的劝告,买了许多双中国的白袜子,结果全然用不上,成了一个笑话。周作人来时,当然就吸取了教训。日本的布袜子将足趾分为两枝,穿上木屐,很是方便。但这办法不适用包过脚的女子,因为她们的足趾是重叠的,分不开来了。周作人比较了几个国家的鞋子,道:“我常想,世间的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的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

周作人来东京后,兄弟两个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业上共同进步。他们平时最喜欢逛书店。书店离得并不远。从旅馆所在的本乡区,过一条叫外濠的河,跨过御茶水桥,是中国留学生会馆,它的门房里就有汉文书刊发卖。神田区的神保町后来又开办了群益书社和中国书林社,他们也是常去的。

兄弟俩同学外语

当时搞文学,最好多学几门外语。这道理自然不难明白。经过东京和仙台两地的学习,鲁迅的日文水平已经比较好。而周作人却得从头学起。

一开始,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上课,教师是日本人菊地勉,30多岁,一手字写得漂亮。他的教学方法是手上一面写着,嘴里一面念着,同步进行,很得要领,让周作人大为佩服。然而,他去听课的次数却并不多,原因是他嫌老师讲得太慢。

不过,周作人承认,他的日语基础知识,正是从菊地勉老师那里学来的。他当时之所以学习不很用功,是因为同鲁迅住在一起,很多事由鲁迅代办,用不着他费心。他平常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只是往丸善书店买几本书而已。

后来,因为需要有正式的学籍,他选择了法政大学特别预科,学制是1年,所学内容是日文、英文、算学、历史等比较浅近的科目。普通科目的知识,周作人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日语又已学过1年,所以上这个学校有点浪费时间。缴了1年的学费,实际上去上课的时间连70%也不到。

期末考试,他接到通知,赶过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个第二名。学校的事务员告诉他,要不是因为迟到缺考1门功课,考第一是必定无疑的了。周作人觉得第二名也很好,省得担任学生代表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得的奖品是一册《伊索寓言》日译本。

其时,兄弟俩和几位朋友正酝酿出版一本杂志,登载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革命者对俄国革命很有研究的兴趣,普通读者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作家作品。鲁迅和周作人觉得,俄国的国情跟中国的有些相像,应该多加介绍,以资借鉴。为此,他们买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著作,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英译《屠格涅夫全集》。英文只有周作人熟悉,鲁迅并不懂得。

于是,兄弟俩同其他几位留学生商议,决定一起学俄文。他们集了6个人,请一位俄国人玛丽亚孔特夫人来教授,学费每人每月5元,每晚上课1小时。授课地点选在神田,离他们住的伍舍并不远。

女老师是一个流亡日本的犹太人,大约30多岁,不会讲日本话,上课全说俄语。一开始,他们请一位学俄语的日本学生来当翻译。但这个人木讷,不善言辞。文法上的规则,他以为大家看了书都能明白,所以总是说,“如诸位所已知道”,“如诸位所已知道”,不但不能起到详细解说的作用,还更浪费时间。因此,他只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

大家只好上课之前先看字典和文法,课堂上跟着老师的发音朗读。俄文的发音虽也有难处,但较英文规则一些,读起来并不难。其难处在于有些字很长,音节不好掌握。同学中有一个叫汪公权的,发音总学不好,每念一个字总要加上一些杂音,听上去“仆仆”作响。不但老师替他着急,连旁边的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也急得浑身发热。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没过多久,这个俄文班就散伙了。而他们托老师从海参崴买来的初级课本还没有读完。

周作人在学习语言方面似乎比大哥更有天赋,他这时又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西方的文明有两个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方,修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先要学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里只有帝国大学哲学系设希腊文课,此外只有西方人办的学校里才有。周作人选择了美国的教会学校立教大学。一开始,用怀德的《希腊文初步》打基础,接下去读色诺芬的《进军记》。

周作人对正统的希腊文还不那么热心,倒是经常去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听希腊文的《福音书》的讲义。那是古代希腊的白话文,因为是圣书所用的语言,应该使普通老百姓能懂。周作人来听这讲义,怀着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圣经》从希腊文直接译成汉文。

后来他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一方面是因为思想改变,不再觉得文章是越古越好;另一方面是重读了《圣经》的汉文译本,觉得已经很不错,用不着再改译了。但周作人所学的古希腊文,仍然是极有用的。在中国,通这种文字的人本来极少,而既懂古希腊文又有深厚文学造诣的人就更少。周作人有这个优势,遂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一大家。

兄弟俩致力翻译

鲁迅一面翻译科学小说,一面也在筹备出版一种文学杂志。筹备文学杂志需要资金,也需要有稿子。撰写稿件就需要参考资料,搜集资料当然需要买书。最好的办法是先搞一些翻译,挣取稿酬,再来买书。

周作人跟鲁迅刚到东京,就看见宿舍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文书,是鲁迅回国前订购的。有英国人该莱所著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和法国人泰恩(通译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英译本4卷。鲁迅的英文水平不高,这些书倒很适合周作人看。他也很感兴趣。他以前没见过文学史这类书,现在了解到泰恩所著的文学史偏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并且提供很多英国历史知识,觉得很有用。

至于那本神话书,虽然说的是英国文学对希腊神话的应用,但行文中也可以理出那神话本身的大概了。在书的前面,还说明古今各派神话研究者对希腊神话的解释,使周作人大开眼界。他特别注意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正好,书店里在卖这位神话研究者的著作。他跑去买了来,有《习俗与神话》和《神话仪式和宗教》,这成为他后来研究神话的起始著作。

其间,两兄弟合作译了多种文学作品,成绩斐然。鲁迅多译短篇小说,周作人偏重译长篇和中篇小说。周作人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有5种:《红星佚史》、《劲草》、《匈奴奇士录》、《炭画》和《黄蔷薇》。其中,《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在当时都已出版;另外3种却卖不出去,有的后来丢失,有的则许多年后才面世。

除了一套《屠格涅夫选集》外,他们还买了丹麦波澜兑斯的《波兰印象记》。该书介绍了几个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诗人,很有参考价值。以后鲁迅写文章,还认真地参考过它。因为书是英文版,所以,鲁迅使用时,须经过周作人口译。还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后来也成为他们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