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大学史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5002600000062

第62章 附录:中国古代大学溯源(3)

北宋初年,以讲论经籍为主的私人书院日渐增多。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此外还有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福建的紫阳书院、浙江的象山书院等。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年,随着理学的发展,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陆续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公元1224~1264年)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世祖忽必烈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遍及各路、州、府。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没有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年间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张居正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接近2000所,包括新创建的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阳明)等学派。

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为习举业而设,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有1200多所。后者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多为统治者所禁毁。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治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之,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统治者抑制私人书院发展,官学化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

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为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5、公元1127年:陈东事件

宋高宗

相国李纲

陈东(公元1086~1127年),字少阳,今江苏丹阳人。“早有俊声,倜傥负气”。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003年)始,先后入丹阳县学、润州儒学堂读书。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以贡入太学。

政和年间,朝廷大作雅乐,曾命太学生学习弹奏,择日试于廷殿,并迁官给赏。陈东力辞,曰:“岂有此事,万一有之,吾可以侥幸进身耶?”陈东刚直无私,不戚戚于贫贱,令众学子大为惊叹。

北宋末年,朝廷宰执蔡京、王黼、朱勔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等植党营私,柄权祸国,妄起边衅。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军攻宋,蔡京等坚主和议,激起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廿三日,钦宗即位。4天后,陈东率在学诸生数百人,奔登闻检院向钦宗上书,首论蔡京、王黼等误国奸状,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政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金敌,遂使天下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而同罪,伏愿陛下乾刚决断,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金军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太上皇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夜逃出汴京,蔡京、童贯等亦随徽宗出逃。初六,陈东再次上书,请追回并诛杀六贼,以正刑典。三十日,陈东又上书,以为朱勔等人罪大谪轻,曰蔡京、童贯等六贼“盘根错节,牢不可解”,理当严惩,以平民愤。钦宗为不违天下公议,分别将蔡京、王黼等六贼及蔡京子攸、翛赐死、诛杀。

二月初一夜,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擅袭金营失利,钦宗移罪罢李纲相。陈东闻讯,于二月初五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宣德门,为李纲请命,谴责投隆派李伯彦等人的卖国行径。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臣等闻纲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然一胜一负兵家常事,岂可以此倾动任事大臣?”当时,汴京军民十余万人不约而期,喧呼震动,人们愤怒至极,打破登闻鼓,又杀宦官数人。钦宗见状,遂命复李纲职务。

事后,朝廷欲治罪于陈东,但遭到正直之臣的反对。四月,赐陈东迪功郎同进士出身,补太学正录。然陈东却不为所动,愤然作《辞诰命书》,踏上了归乡之路。

是年闰十一月,金军攻陷汴京。翌年四月,徽、钦二帝为金北掳,北宋亡。五月初,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

南宋初,高宗闻陈东之诚直敢谏声名,诏其赴南京(河南商丘南)。八月十四日,陈东应召至。适逢李纲又被罢,陈东怒不可遏,以为李纲为社稷之臣,而进退任事大臣,事关宋室中兴大计,于是月十七日、十九日、廿五日连上三书,力谏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请求高宗御驾亲征,迎还二帝;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鼓舞士气;再请高宗车驾还归汴京,勿幸金陵。疏章言辞直切。而高宗听信奸佞之言,对陈东上书置之不理。由于上书直指黄、汪等人,群屑处心积虑欲置陈东于死地。

时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黄、汪等见时机已到,以言语激怒高宗,声称若不赶快诛杀陈东,恐又有骚动情事。高宗听罢,将此事交于黄潜善,并命核罪照办。

就在陈东最后一次上书后当日,开封府尹以议事为名召陈东。陈东知自己固以言忤朝中权贵,此行必无生还之望,乃索纸墨修家书,处理后事从容镇定,言笑自若。拘前,陈东与官吏谓:“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书,又怎肯逃避一死?”遂惨遭杀害,时年42岁。

陈东死后,由生前好友李猷出资赎尸,丹阳同乡胡中行护柩以还,葬于丹阳城东郊。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追赠陈东为朝奉郎、秘阁修撰,赐钱500缗、祭墓田40顷。

6、公元1594年: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

顾宪成

位于江苏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1551~1612年)受到朝中奸臣、权阉的排挤,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东林书院。顾宪成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

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三吴士绅”、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东林书院周围。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们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便别有用心地称他们为“东林党”——在古代,党是一个贬义词,就像前面提到的东汉“党锢之祸”一样。

当时,明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他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阉党擅权,倒行逆施,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1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一百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同时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好官。他在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万历后期“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生不再起用。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

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但南京的京察大计则是由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

到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清,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前后达40多年。

东林党(其中包括东林书院的大量师生)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而其敢于斗争、为民请命的精神却万古流芳,影响至今。